前段时间看了台湾欧丽娟老师的红楼公开课，感触颇深。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藕官在山石后烧纸泣念被婆子撞见，宝玉为其解围。后宝玉悄问芳官，原来藕官祭的是“死了的菂官”。唱小生的藕官与扮演旦角的菂官在戏里“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日久生情，假戏真做，“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他哭得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芳官等人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藕官、菂官与蕊官的生死情缘，虽只是戏文的排场，却处处真情，都只为风月情浓。勇敢地进入新的感情以及生活，这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珍爱。将每一段感情珍而重之，真正地记在心上，而不是拘泥于外在的形式，心中有情，才是真情。
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过分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在极度的压抑之下，明中期的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从“理”开始走向“欲”。而这之后，明清江南文学思潮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便是从“原欲”到“情本”，明清小说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从“欲”到“情”的动态演化过程，比如从《金瓶梅》到《牡丹亭》。
“情本观”是晚明的重要思潮，冯梦龙在其辑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情史》序言中曾提出“情教观”，李贽以“童心说”强调“自然人性”，袁枚的“性灵说”推崇“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汤显祖更是提出“至情”的言论——“情不知所以，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然与这些有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五十八回提出了一种情理兼备的“痴理”观，张扬了“情”的人文价值，也肯定了“理”在情爱建构中的规范与导向作用，从“情”走向“情理兼备”。
这个“痴理”首先着眼于“痴情”，此亦即《红楼梦》“书之大旨”。自开卷的 “情僧录” 到末卷的 “情榜”，曹公之笔皆落在“情”字，这正是曹公继明后期人文主义思潮 “揭情以抗理”的开明思想的表现。但是“痴理”观又表现出对晚明“情本观”的一种超越。“痴理”是将“情”的定义权还诸内心，在心中长存情感的纯度、厚度与持久度，而不以生死、婚寡、烧纸等外在形式为衡量标准，重点在于心灵本身始终不失其根源意义。“情”的执着不是只有“全无”与“全有”这两种极端方式，而是可以情理两全的。
情理兼备，两尽其道，尽力而为。当你经历生活的诸多变化，内心还能去守住一个不存在的幻想而不丢掉它，比一个人孤守一世更来的艰难。一个人是不是至情之人，要由心来判断，而不是拘泥于外在的形式是否有新人，须知心诚意洁比外在形式更为重要。你只管问你的心，你的心如果没有忘了旧人，历经时间的距离，也没有把情淡忘。世上没有哪份爱是独属于自己的，爱会失去，但心里存念便是情分。每个自我都是孤独的个体，又在相遇中得以完全。
在真情的基础上，如何对待旧情侣，如何处理新人和旧情、续娶和大节的现实关系，如何摆正情和理的位置，正是藕官的呆话告诉我们的道理，体现了一种与封建性质的婚姻爱情观念、晚明至情观都不同的新观念。
而这种两尽其道的婚恋观恰恰是儒家中正思想的体现。
《礼记》曾言制礼之本有三：“夫礼，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表明“缘情制礼”是儒家礼制的基础。很多学者都认为《红楼梦》为礼教的叛逆之书，但是透过文本，能看出曹雪芹反对的并非是礼，而是程朱标榜的无情之理或虚伪僵化之伪礼。
黛玉偏溺于情，往往不能以理调节，宝钗则相对守理太过，其他女儿也多于情、理两端各有偏废。第五十八回藕官一番得新不忘旧的言论道出了此中三味，不忘旧人是“情”，而为旧人守节不娶也不是“理”，情深不寿，慧极必伤，过犹则不及，中庸方为道也，所谓以理范情、以情维理是也，不过这个度要把握好，真情始终是其根本。
藕官烧纸又引出了贾宝玉的祭拜观，跟一场礼仪周到的丧礼相比，凭吊者发自内心的哀伤，才是丧礼真正的意义所在。“心诚意洁”，有真情，这是最根本的，即便只供“一钟茶”、“一盏水”，就足够了，只在“敬”，不在虚名。如《论语》云：“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宝玉看上去离经叛道，但他离的是假经，叛的是假道。
宝玉让芳官向藕官转述时，用了一句“不是孔子的遗训”，而宝玉所传达的祭拜观和藕官的痴理之说殊途同归，不注重外在形式而注重心诚意洁正是佛道思想的体现。儒家为《红楼梦》提供了深情，道家提供了灵性，佛家提供了悲悯。
在芳官眼中，藕官、菂官的关系不是友谊，而是你恩我爱的关系。有一些分析说藕官和菂官的关系是“境遇性同性恋”，是在单性的环境里混淆了对同性的感情而产生的，笔者不置可否。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友情、爱情、性亲密都放在第三层次情感和归属的需要中，与其将二人的关系定义为“女同性恋”，我更愿意称之为精神恋爱。同性恋这一概念是西方19世纪以来心理学、精神病学、司法等一系列知识和权力结构下的一种建构，福柯就曾古典友谊的消亡和同性恋关系的产生发表过论述，而对于中国古典传统来说，以“性”为核心来对人进行分类和命名其实是很陌生的观念。藕官和菂官的关系，最终应落在一个“情”字。
以生命的立场来看，藕官与菂官的爱恋是平等的有共鸣的生命之间的相互回应。这种回应带着对自我生命的肯定，又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自我”，实现了灵与灵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救赎。它向世人描绘了一种超脱的宗教式洁净的“情”，由这一特殊的“情”，我们可以窥到《红楼梦》中的生命价值关怀，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共同认可的精神共鸣。
“藕官烧纸”揭示的最重要的道理是：心意比形式重要得多，不必拘于世俗。《红楼梦》释“情”，“情”既是一种感性生存方式，更是人生态度和世界观，是现实性的生存自由。真情痴意固然可敬，然痴理又另有一分动人。五十八回的回目名是“真情揆痴理”，即“真情”可以帮助我们领略那一分“痴理”，“情”与“理”不一定是二元对立的。真正的情深意重是负重前行既而遇见人生的完满，“情”由此有了深度，所以叫做“痴理”。心在情犹在，人空未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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