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与痴理——谈“藕官烧纸”

前段时间看了台湾欧丽娟老师的红楼公开课,感触颇深。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藕官在山石后烧纸泣念被婆子撞见,宝玉为其解围。后宝玉悄问芳官,原来藕官祭的是“死了的菂官”。唱小生的藕官与扮演旦角的菂官在戏里“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日久生情,假戏真做,“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他哭得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芳官等人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藕官、菂官与蕊官的生死情缘,虽只是戏文的排场,却处处真情,都只为风月情浓。勇敢地进入新的感情以及生活,这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珍爱。将每一段感情珍而重之,真正地记在心上,而不是拘泥于外在的形式,心中有情,才是真情。

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过分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在极度的压抑之下,明中期的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从“理”开始走向“欲”。而这之后,明清江南文学思潮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便是从“原欲”到“情本”,明清小说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从“欲”到“情”的动态演化过程,比如从《金瓶梅》到《牡丹亭》。

“情本观”是晚明的重要思潮,冯梦龙在其辑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情史》序言中曾提出“情教观”,李贽以“童心说”强调“自然人性”,袁枚的“性灵说”推崇“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汤显祖更是提出“至情”的言论——“情不知所以,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然与这些有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五十八回提出了一种情理兼备的“痴理”观,张扬了“情”的人文价值,也肯定了“理”在情爱建构中的规范与导向作用,从“情”走向“情理兼备”。

这个“痴理”首先着眼于“痴情”,此亦即《红楼梦》“书之大旨”。自开卷的 “情僧录” 到末卷的 “情榜”,曹公之笔皆落在“情”字,这正是曹公继明后期人文主义思潮 “揭情以抗理”的开明思想的表现。但是“痴理”观又表现出对晚明“情本观”的一种超越。“痴理”是将“情”的定义权还诸内心,在心中长存情感的纯度、厚度与持久度,而不以生死、婚寡、烧纸等外在形式为衡量标准,重点在于心灵本身始终不失其根源意义。“情”的执着不是只有“全无”与“全有”这两种极端方式,而是可以情理两全的。

情理兼备,两尽其道,尽力而为。当你经历生活的诸多变化,内心还能去守住一个不存在的幻想而不丢掉它,比一个人孤守一世更来的艰难。一个人是不是至情之人,要由心来判断,而不是拘泥于外在的形式是否有新人,须知心诚意洁比外在形式更为重要。你只管问你的心,你的心如果没有忘了旧人,历经时间的距离,也没有把情淡忘。世上没有哪份爱是独属于自己的,爱会失去,但心里存念便是情分。每个自我都是孤独的个体,又在相遇中得以完全。

在真情的基础上,如何对待旧情侣,如何处理新人和旧情、续娶和大节的现实关系,如何摆正情和理的位置,正是藕官的呆话告诉我们的道理,体现了一种与封建性质的婚姻爱情观念、晚明至情观都不同的新观念。

而这种两尽其道的婚恋观恰恰是儒家中正思想的体现。

《礼记》曾言制礼之本有三:“夫礼,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表明“缘情制礼”是儒家礼制的基础。很多学者都认为《红楼梦》为礼教的叛逆之书,但是透过文本,能看出曹雪芹反对的并非是礼,而是程朱标榜的无情之理或虚伪僵化之伪礼。

黛玉偏溺于情,往往不能以理调节,宝钗则相对守理太过,其他女儿也多于情、理两端各有偏废。第五十八回藕官一番得新不忘旧的言论道出了此中三味,不忘旧人是“情”,而为旧人守节不娶也不是“理”,情深不寿,慧极必伤,过犹则不及,中庸方为道也,所谓以理范情、以情维理是也,不过这个度要把握好,真情始终是其根本。

藕官烧纸又引出了贾宝玉的祭拜观,跟一场礼仪周到的丧礼相比,凭吊者发自内心的哀伤,才是丧礼真正的意义所在。“心诚意洁”,有真情,这是最根本的,即便只供“一钟茶”、“一盏水”,就足够了,只在“敬”,不在虚名。如《论语》云:“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宝玉看上去离经叛道,但他离的是假经,叛的是假道。

宝玉让芳官向藕官转述时,用了一句“不是孔子的遗训”,而宝玉所传达的祭拜观和藕官的痴理之说殊途同归,不注重外在形式而注重心诚意洁正是佛道思想的体现。儒家为《红楼梦》提供了深情,道家提供了灵性,佛家提供了悲悯。

在芳官眼中,藕官、菂官的关系不是友谊,而是你恩我爱的关系。有一些分析说藕官和菂官的关系是“境遇性同性恋”,是在单性的环境里混淆了对同性的感情而产生的,笔者不置可否。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友情、爱情、性亲密都放在第三层次情感和归属的需要中,与其将二人的关系定义为“女同性恋”,我更愿意称之为精神恋爱。同性恋这一概念是西方19世纪以来心理学、精神病学、司法等一系列知识和权力结构下的一种建构,福柯就曾古典友谊的消亡和同性恋关系的产生发表过论述,而对于中国古典传统来说,以“性”为核心来对人进行分类和命名其实是很陌生的观念。藕官和菂官的关系,最终应落在一个“情”字。

以生命的立场来看,藕官与菂官的爱恋是平等的有共鸣的生命之间的相互回应。这种回应带着对自我生命的肯定,又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自我”,实现了灵与灵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救赎。它向世人描绘了一种超脱的宗教式洁净的“情”,由这一特殊的“情”,我们可以窥到《红楼梦》中的生命价值关怀,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共同认可的精神共鸣。

“藕官烧纸”揭示的最重要的道理是:心意比形式重要得多,不必拘于世俗。《红楼梦》释“情”,“情”既是一种感性生存方式,更是人生态度和世界观,是现实性的生存自由。真情痴意固然可敬,然痴理又另有一分动人。五十八回的回目名是“真情揆痴理”,即“真情”可以帮助我们领略那一分“痴理”,“情”与“理”不一定是二元对立的。真正的情深意重是负重前行既而遇见人生的完满,“情”由此有了深度,所以叫做“痴理”。心在情犹在,人空未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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