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是弗吉尼亞 伍爾夫最具代表性的一張照片。這張照片出現在封面上、馬克杯上、紀念品和各類宣傳冊上。在這張頗負盛名的側影裏，伍爾夫憂鬱、沉思、脆弱、疏離，她離世後的半個多世紀裏，大衆對她的印象也似乎定格在了這張側影中——智慧而憂鬱，優雅而憂鬱，疏離而憂鬱，憂鬱，無限的憂鬱。達芙妮·默爾金在《我快要幸福了》的扉頁寫到：“再過幾個星期，我就到了弗吉尼亞 伍爾夫和黛博拉 迪格斯自殺的年紀了。”
而真實的弗吉尼亞 伍爾夫遠不止二維的照片中定格的這一面。事實上，書頁背面的伍爾夫優雅、狡黠、前衛、有着冒犯人的小幽默，還相當大膽。伍爾夫不僅敢在小說裏寫“上帝果真不怎麼善良”，更是個無畏的行動派——1910年，28歲的伍爾夫假扮來自非洲的阿比西尼亞王子，和弟弟等人混進了無畏號戰艦並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那麼，把這樣一位來自舊時代的“時髦”女士放進未來會怎樣？二十一世紀，對於伍爾夫來說的那個未來。
於是，21世紀，暢銷小說家安吉拉在奔赴“21世紀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國際學術會議的途中偶遇了復生的弗吉尼亞伍爾夫本人。口袋裏裝滿石頭的伍爾夫從那條讓她溺水的小河中一不小心墜入了安吉拉的旅程。對於伍爾夫的書迷來說，這趟旅程處處都是彩蛋，也展現了嚴肅作品之外更真實更鮮活的伍爾夫——她一週喫六個漢堡，比起濃縮咖啡更喜歡加了奶油的拿鐵，點菜時會惡作劇式地引用自己的作品：“來點玫瑰花蕾一樣的抱子甘藍”。相比於伍爾夫的從容和享受，安吉拉就沒那麼瀟灑。相愛卻矛盾重重的跑到北極去的丈夫，叛逆又對寄宿學校敵意滿滿的青春期女兒，難以權衡的事業和工作，作爲一個現代女性，煩惱似乎不比伍爾夫所在的年代更少。而奇遇偶像的新鮮感褪去後，安吉拉多少有些葉公好龍的意思。她不喜歡伍爾夫的優越做派，總覺得伍爾夫把她當做僕人使喚，甚至還和伍爾夫打了一架。安吉拉形容這段關係爲：“這是一段怪異、動人又危機四伏的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沒有其他涉足，隨時都會分崩離析，既無照片留存，也無文字記錄。”和伍爾夫摩擦重重的可不止安吉拉一個人，還有她遠隔萬里的女兒格爾達——這個來自過去的古怪女人佔用了媽媽所有的時間，憤怒的格爾達逃出寄宿學校，獨自飛往異國他鄉尋找媽媽。三個女人的大冒險在同一時間線拉開了帷幕。
伍爾夫、安吉拉、格爾達；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極具個性的女人在誤會和摩擦中相伴前行，但總有種強大的力量讓他們心靈相系共鳴。聽當地人講少女塔的傳說時，伍爾夫質疑爲何兩個版本的神話故事裏死掉的都是女人，如此被動的女人；而安吉拉的想象更加大膽——假如蠟燭是少女自己熄滅的呢，她厭倦了少年的愛，於是設計殺死了少年。討厭搶走媽媽的伍爾夫的格爾達也在閱讀《到燈塔去》、《一間自己的房間》的過程中逐漸領略到伍爾夫思想的璀璨迷人，跨越遙遠的時空和差異喜歡上了這位老朋友。
伍爾夫的目光從不侷限於客廳和那間只屬於自己的房間，在女性話題之外，她更關注靈魂和思考本身。降落二十一世紀的伍爾夫時刻不停地觀察、思辨着周遭的一切。二十一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世界完成了重組，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那些龐大而古老的社會問題卻從未消解。伍爾夫的外部視角犀利而尖銳，直刺現代社會遮羞布下的痛點——她從來都不是討人喜歡的提問者，她也從不在意冒犯任何人。對比二十世紀，我們常常誤以爲二十一世紀已是進步的新天地，我們做得夠好。在伍爾夫的年代，沒有男人的陪同她甚至不能出入圖書館；但二十一世紀的夜幕下伍爾夫和安吉拉能在路邊小店喝酒。在伍爾夫的視角中，現代做得遠遠不夠，甚至稱不上是進步。現代人語言上被政治正確捆綁，不能說猶太佬，不敢說閃族人，心裏卻不見得有多待見不同文化習俗的其他族裔。在話語的退縮和自我限制背後，保守化和去世俗化勢力正在蓄力。僕人是侮辱性詞彙所以最好稱呼他們爲服務員，可有人高高在上有人工作不停的事實並沒有改變。繁華富麗的旅遊區與貧民窟僅有一牆之隔，階級從未消失甚至懶得掩飾。
伍爾夫毫不客氣地揭穿政治正確和“人人平等有機會”下漏洞百出的實質，也逐漸點破了她對於新舊兩個世界的迷惑——過去的人們，除了被遺忘究竟還能做些什麼。來到二十一世紀，伍爾夫熟知的那個世界早已分崩離析。見證兩家老書店接連倒閉使得伍爾夫和安吉拉一度對文學對文字的未來失去信心。但在伊斯坦布爾的學術會議上，伍爾夫的疑問得到了最好的解釋。在安吉拉的引導下，人們理解了伍爾夫，從精神上繼承了伍爾夫的文學信仰，不斷思索、不斷質疑、不斷尋找未開發的自己。人們需要伍爾夫，而伍爾夫也需要來自未來的人們，來自二十一世紀的安吉拉，還有來自更遙遠未來的格爾達。舊世界歸於塵土，書頁化作紙漿，而思想超越肉體的極限代代傳承。
不要去墓碑前緬懷過世的作家，她不在那裏。去閱讀，去思考，相信文學和文字的力量，與書頁間與她相遇。她給來自未來的讀者準備的禮物就埋在字裏行間，很耐心，很真誠地等待被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