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記者蓋伊·特立斯（Gay Talese）是新新聞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曾在《紐約時報》工作過很多年，也長期爲《紐約客》《時尚先生》等雜誌撰稿。他寫的回顧《紐約時報》歷史的作品《王國與權力》，曾被福克斯新聞前董事長羅傑·埃勒斯認爲是“關於新聞業五本最好的書之一”。
特立斯代表的是新新聞主義的一個傳統，首先他的書和文章都是廣泛研究之後才寫出來的，他追求準確性，可以在採訪對象上花很多年時間，試圖成爲他們的同伴，“陪他們共度時光，直到了解他們的想法”。其次，他是“平庸的詩人”，是一位可以針對普通人寫出優秀非虛構文學的作家。在接受紐約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伯恩斯頓（Robert S. Boynton）採訪時，特立斯談了他在寫作方面的一些看法。微信公衆號“全媒派”刊登了陝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劉蒙之對這篇訪談的翻譯。
首先，與自身相關。在選擇題材方面，特立斯會選那些吸引他的東西，寫與他生活相關的故事。他被吸引的原因是他在那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他說自己一直是這樣工作的，他的第一部書《紐約：一場幸運之旅》來自他在這座城市四處走動時的觀察；《王國與權力》寫的是他在《紐約時報》共事的人；而特立斯目前正在寫的書，是關於他過去十年寫作中遇到的困難。
第二，情感聯繫。特立斯說他會寫跟他有情感聯繫的人，“我們共度了這麼多時光，以至於產生了一種感情。我與他們如此親近，以至於能像寫我的親戚或我的配偶，或一個失散多年的戀人一樣寫他們”。
第三，不寫名人，“除非他們的名氣對作品而言是次要的”。特立斯舉例說，他在寫歌手、演員法蘭克·辛納屈時，辛納屈就是個名人。但特立斯寫的是辛納屈舞臺下的聲音和他的孤獨，“與其說是寫名人，不如說是寫中年危機”。特立斯說：“寫名人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你作品的現實意義取決於他們是否還是個名人。名人作品必然會很快過時。”特立斯對不是“新聞”的事物更感興趣。
第四，場景推動。特立斯的寫作是由場景推動的，所以他會尋找有看頭的場景。特立斯有一次拜訪導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時，科波拉正在拍一部關於汽車製造商的電影，科波拉用卡片給特立斯看了這些場景。特立斯也一直以相同的方式寫書、寫文章。比如，《王國與權力》的開場是一間辦公室裏的一位總編輯；《感恩歲月》的開場是一名門衛在看街上的一場騷亂，但並沒有真正看到；《移民家世》的開場是在海灘上。特立斯說，這些都可以拍成電影，他本來就是要試着寫一幅畫。
第五，用印刷體字母“印”出一個句子。特立斯在一開始寫作的時候，會用大寫的印刷體字母試圖“印”出一個句子，然後仔細檢查、更改、重寫，再試圖“印”出另一個句子。有時候他要花兩三天才能“印”出幾個句子，這就是他作品的開頭。有了四五頁印刷體字母寫的句子之後，他會用三倍行距把它們打印出來，接着一遍又一遍地編輯修改這些句子，直到有了一頁打印好的、讓他滿意的內容。他會把這頁打印好的內容釘在牆上，然後再去寫下一頁內容，寫好了按照上面的流程做一遍。他有一面塑料泡沫做的牆，可以容下三五十頁之多。
特立斯說，這樣做，能讓他獲得一個不同的視角，“我可以看到場景如何轉變，語言如何運用，句子如何流淌。修改的時候，我會感到茫然，我想要有另一種眼光。我想要它給我新鮮感，彷彿是別人寫的一樣”。特立斯說他之前會坐在房間一頭，用望遠鏡看這些紙，這樣就能起到轉換視角的作用。但現在辦公室沒那麼大的空間，所以他用了另一個辦法，“爲正在寫的書製作了兩個裝訂本。第一個活頁夾是標準尺寸。第二個活頁夾和第一個頁數相同，但在複印機上把它們縮印到67%的尺寸。一樣的活頁夾，一樣的頁數，然而其中一個小到能夠使每一頁都迥然不同。這和通過雙筒望遠鏡觀看頁面的反常效果是一樣的”。
第六，一次寫一點兒。特立斯不會給自己規定寫作任務，他每天只是盡力而爲，並且不在乎一個月只寫一個句子。特立斯說，最重要的是，要達到一個這樣的程度，就是他可以說：“我已經做到最好了。蓋伊·特立斯已經做到最好了。或許菲利普·羅斯可以做得更好，或許列夫·托爾斯泰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已經做到最好了。”
第七，極少修改。特立斯寫作的時候很少修改，“一頁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對於特立斯來說，寫出來的就是完成的作品了，他不會在要完成的時候把寫好的東西撕碎，更換材料。他把自己形容成一個裁縫，他說自己不是大手筆，“我一次寫一點兒，逐步把作品構建起來。我試圖朝着標杆直跑，卻不斷拐彎，走彎路。但沿着路走了一段距離之後，我纔看到自己已經拐彎了。我就像一個盲人一樣，開着一輛卡車通過一個沒有燈的隧道。我不能開得很快，因爲燈光很暗淡，隧道很窄。有時我拐了個彎，去到某個其他什麼地方，但後來我還得讓自己回到原路上。”
以上就是美國作家特立斯分享的寫作經驗，希望對你有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