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諸《史記》：提到“坑儒”事件有三處：
1、始皇聞（侯生盧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秦始皇本紀》
2、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淮南衡山列傳》
3、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儒林列傳》
整個事件的起因結果，從第 1 條裏面看來，是由於兩個“方士”對秦始皇評頭論足，然後逃走。因此秦始皇認爲他們是在“誹謗”自己，因而遷怒整個在咸陽的學士集團。特別是最後的“犯禁者”和“使天下知之，以懲後”，說明他要解決的問題，並非“逃走”，而是讓天下人知道不可以“隨意評論”高高在上的自己。
且從第1條裏來看：坑的是“諸生”，這個詞彙很容易讓人理解爲“儒生”。
而從第2條、第3條來看，則都用的是“術士”，這個詞彙又很容易讓人認爲，是爲始皇帝求仙煉藥的“方士”。
這也是爲什麼“坑儒”會產生爭議的原因，司馬遷並沒有明確用到“坑儒”的說法，但卻因爲“諸生”和“術士”兩個詞彙，把人搞迷糊了。
那麼坑的到底是什麼人呢？我們慢慢來剖析。
“術士”=“方士”嗎？
處於現代語境裏，的確容易認爲這是一回事。但在先秦、秦漢的語境裏，“術”的概念和“方”有實質區別。
來看一些同樣《史記》中的例子：
1、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秦始皇本紀》
2、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同上。
3、而頗採儒術以文之。——《孝武本紀》
4、招致儒術之士。——《禮書》
5、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封禪書》
6、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外戚世家》
7、其治要用黃老術。——《曹相國世家》
8、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梁孝王世家》
9、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三王世家》
10、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老子韓非列傳》
11、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張儀列傳》
12、頗採鄒衍之術。——《孟子荀卿列傳》
13、僕嘗受相人之術。——《張丞相列傳》
從這些例子可見，無論是方家、儒家、黃老、陰陽、刑名等等，後面都可以加“術”，所以既有方術，也有儒術，還有黃老術……“術”在這裏，類似於“學問”，是一個統稱。
所以，把“術士”等同於“方士”，顯然是一個理解上的失誤。
司馬遷在兩處都提到了殺術士，或阬術士，說明他所採用的原始資料裏，都是認爲秦始皇殺掉的，是一批統稱的“學問家”，或者說“學者”，而並沒有刻意提到這些學者，究竟是儒、是方，或者其他諸子學派。
而在文章最開頭引用的第一條引文裏，用的是“諸生”，這個詞自然也應是泛稱，代表的是諸學派的學者，而非專指儒生。
《史記》中的三處說法，其實並不牴牾。
秦始皇時，有博士70人，這在《史記》中處處可見可證，這一博士制度直到文景兩朝，仍然墨守。這其中不獨有儒生，也有其他學派。如果非要分類，儒生也並無特殊地位，可以和其他學派學者統而言之歸爲一類，作用就是第1條引言裏所說的“欲以興太平”，而“方士”又可列爲另一派，作用就是第1條引言裏所說的“欲練以求奇藥”。咸陽受學於這些博士的人數衆多，這也是秦始皇最終治理“誹謗罪”的主要對象。
結論：
1、秦始皇欲治的是“言論”。
2、“術士”不等於方士，而是統稱的學者。
3、故坑殺的，是廣泛的學者，不特指方士，也非特指儒生。目的是警示天下人閉嘴。
4、爲什麼後來會被稱爲“坑儒”，這自然是與儒家後來崛起，需要自我突出特別強調有關。可想而知，崛起的是墨家，這一說法也極有可能會被改爲“坑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