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人物裏，如果要評選一個榜單，上榜理由是民間影響力之大和正史着墨之少最不成比例的，關羽顯然要排在榜單首位。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出生於蜀漢，其父親又曾效力於諸葛亮帳下，然而陳壽完成這一史書時，魏蜀吳三國已經消失殆盡，天下一統歸晉。作爲蜀漢遺民，有很大的可能，陳壽的情感上是偏向於劉備集團的。但同時作爲西晉臣民，政治正確就必須以魏國爲正統。因爲晉祚是從魏國禪位得來的，如果不承認曹魏是繼承東漢的正統，也就等於否認了司馬家的合法性。所以在《三國志》一書中，曹氏父子用的體例都是“紀”，只有帝王才配用紀。而劉備、孫權就只能委屈一下，只能和他們各自的臣屬同等待遇，統一用“傳”了。
在篇幅上，《魏書》共三十卷，《吳書》二十卷，《蜀書》十五卷。當然，學者認爲這是各國史料多寡導致的。然而在僅佔六分之一筆墨的《蜀書》裏，關羽也沒能像諸葛亮那樣獨佔一卷，而是和張飛、馬超、黃忠、趙雲，即俗稱的“五虎將”列爲一個合傳。其中，關羽部分共961字，也就是說，在後世被尊奉爲神，被認爲是忠義化身，民間爭相供奉的關帝關二爺，正式裏的記載，其實只有一篇千字小作文的分量。即使加上裴松之的補註，也不會多於1500字。
和大衆喜聞樂見的《三國演義》故事相比，這點筆墨顯然不能讓關羽的粉絲過癮，然而要還原一個歷史人物的真實底色，我們卻不得不卸下後世的塗脂抹粉，關掉那些刻意加上的濾鏡，在有限的資料裏去尋找他最初的面貌。
《三國志》跑上來，毫無例外地先交待了關羽的背景：“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這段介紹平平無奇，如果一定要螺螄殼裏做道場，研究出什麼問題的話，大約只能推論出，他的名字“羽”，應該是來自道教“羽人”的概念，漢代墓室裏多有羽人飛行壁畫，而羽人代表的一種能力就是“長生”，正是關羽的本字。當然僅從這點，我們無法定論就說他出生於道教信仰的家庭，因爲社會上一般的士民，同樣也會追求長壽多福。
另外值得探討的，就是“亡命”二字。這兩個字，加上關羽本身威武雄壯的形象，難免會讓人腦補，是不是在家鄉因爲不平犯了血案，才避難到了涿郡。實際上，民間故事裏也確實給二爺補上了類似的情節，而他殺的對象，自然都是些欺壓良民之輩，不是奸商、就是惡霸，要麼便是貪官，總之都是該死，以此來襯托關羽的正義。但“亡命”二字，本義只是逃脫戶籍管理而已（注①：唐李賢注《漢書》：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至於究竟是什麼原因，那就說不準了，可能是犯有大罪，也可能只是逃避徭役，甚而至於，可能只是因爲饑荒兵亂而流離失所。關羽是因爲什麼，沒有定論，但既然他在民間的形象已經遠遠超出於一個歷史人物，那麼想象得更光輝偉岸一點，似乎也無大礙。
關羽初到涿郡後，很快和本地人張飛一起，當起了劉備的保鏢（注②：《三國志·蜀書·關張馬黃趙傳》：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那麼問題就來了，劉備此時究竟在做什麼呢？
《先主傳》稱：劉備十五歲的時候，和公孫瓚等人一起，師從本郡頗有名望的前九江太守盧植讀書。實際上，這段學習的經歷維持不到一年，就因爲盧植再次赴任外地而結束了。而且劉備本人也並不願意讀書，而是對鮮衣怒馬、結交豪傑、收納小弟的生活更爲着迷（③：《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用今天的話來說，年輕人嘛，難免有些中二時期。
而此時恰好有兩個中山郡的馬商，在涿郡周圍有業務來往，憑着他們出錢資助，劉備的號召力自然也就更強了。
可馬商無緣無故的，爲什麼要拿出真金白銀來資助劉備呢，他們是商人又不是慈善家？或許，這和涿郡所在的位置不無關係。涿郡位於幽州，作爲漢朝廷的東北門戶，幽州毗鄰北方遊牧民族，歷來就是民族戰爭的前線之地。無論是和西漢時的匈奴作戰，還是和東漢時的鮮卑作戰，最重要的物資之一就是馬匹。故幽州也一向既是漢朝廷的產馬地，也是馬匹的需求地。有馬商周旋此地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劉備求學，有確切的年代記載，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而在這一年的前後，翻開史書，處處可見“鮮卑寇幽並”的記載。
熹平元年十二月，鮮卑寇幷州。
熹平二年十二月，鮮卑寇幽並二州。
熹平三年十二月，鮮卑又寇幷州。
熹平四年五月，鮮卑寇幽州。
熹平五年年底，鮮卑寇幽州。
以上諸條記載都列於《資治通鑑》第五十七卷中。也就是說，儘管此時東漢的中原尚未大亂，但處於邊境的幽州人民已經時不時地遭到鮮卑侵擾，如同家常便飯了。而且鮮卑的侵略帶着遊牧民族的顯著特徵，多在天寒歲末的時候，因爲此時水草縮減，牛羊畜產不足，故不得不到邊境搶奪資源。一個合情合理的推斷是：幽州各郡縣除了政府的常規駐軍外，民衆紛紛自發地組織起了自保的團體，以抵禦騷擾，而劉備就是涿縣的牽頭人之一。
受《三國演義》影響，很多人以爲劉備組織鄉兵，就是爲了抵抗黃巾。實際上在《三國志》裏，“先主合徒衆，年少爭附之”這一段敘於黃巾事發之前。
既然劉備有了保護鄉里的一定實力，過往的馬商爲了不受鮮卑或其他盜寇劫掠，自然想要尋求庇護。故一方出錢協助你組織更多力量，一方則負責保護你的貿易安全，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關羽和張飛正是在此時，加入了劉備的團隊，做他的“禦侮”，相當於貼身保鏢。其時二人也正年少，“年少爭附之”裏，想必就有二人的踊躍投靠。特別是關羽，一個亡命異鄉的漢子，終於在劉備這裏解決了生存和生計問題，找到了歸屬感，也就難免對劉備產生了報恩之心。雖然《三國志》裏沒有明確提及關張二人的身高體重，但從時人對他們勇武程度的讚歎來看，顯然是那種一看就有很強戰鬥力的形象。
曹操陣營，程昱說：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劉曄說：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則不可犯矣。
孫權陣營裏的周瑜則說：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
再到離三國不遠的五胡時期，有個叫李庠的因爲膂力過人，當時人認爲他是“一時之關張”。這都說明關羽和張飛個人的勇猛程度是脫穎於時代的，而這種勇猛程度往往又很大程度上會在身形上有所顯露，所以認爲二人虎背熊腰，人高馬大，大約不會有錯。可能也正是因爲這樣的特點，纔會被劉備選中做他的貼身“禦侮”。
《三國演義》虛構了一場桃園結義，主要是爲了渲染三人的兄弟之情。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兄弟論”也算是有依據的，因爲《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裏確實提到：“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只不過在“兄弟”之前，還是強調了一個“恩”字，而“侍立終日”，更點明瞭比起兄弟情，可能“主僕關係”纔是三人感情的起點和基點。
這種關係的區別更在張飛傳裏有所體現：“（張飛）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這裏就界限明白，張飛對關羽是以兄弟關係處之，但是對劉備，則是和關羽一起事之。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多年的轉戰裏，可能三人真的建立起了超越一般主僕關係的兄弟之情。劉備對於關羽的信任，始終是獨一無二的。而關羽之所以能夠贏得這樣的信任，憑的正是勇冠三軍的能力和不事二主的忠誠。
在演義裏，用關羽的口吻狠狠稱讚了一番張飛：“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注④：出自《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在《三國志》中，陳壽則認爲關羽是要勝出一籌的。（注⑤：《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
在馬超投降劉備後，駐守荊州的關羽特意寫了一封書信給諸葛亮，問馬超水平如何。因爲他長期在東方戰場，只是聽說過馬孟起關中名將的口碑。諸葛亮深知關羽的心理，在回信中稱：馬超文武雙全，一時豪傑，比之古人，大約是高祖時期的英布、彭越之徒，放到今天，可與張翼德將軍決一雌雄，但還是比不過美髯公你的絕倫逸羣。（注⑥：《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這是把馬超和張飛同比做英布、彭越，言下之意，關羽的能力自然只有韓信才配和他相比了。得到諸葛亮如此誇讚，關羽拿着信，美滋滋地拿出來“遍示賓客”。
說關羽絕倫逸羣，倒也並非有多麼誇大。《三國志》寫他雖然用了只一千字不到，提及的幾件事，卻都可以證明此言非虛。
第一件是刺殺顏良。原文也只寥寥數語：“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需要說明的是，刺顏良並非兩軍按兵不動，眼睜睜看着關羽策馬而來，殺完人又揚長而去。而是在交戰之中，關羽採取了“擒賊先擒王”的策略，果斷採取突擊主將。而對方也自然有所防範，但是“莫能當”，沒人能擋得住而已。這一戰說明的，其實是關羽的戰鬥策略，而這種策略又非個人勇武絕世而不能辦到。關羽“漢壽亭侯”的爵號，就是因此戰之功而得到的。
第二件事是刮骨去毒。與演義有所不同的是，正史並未記載爲他實施手術的醫者是誰，不過民間則更喜歡有名有姓的說法，這樣才能在吹水的時候成功唬住人，所以轉嫁到華佗身上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另外有一處不同，刮骨去毒時，關羽正在進行的活動是喝酒喫肉，而非下棋。想想也是，大概只有幹些快樂的事，才能讓人暫時忘卻肉體的疼痛。但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個普通人敢於去嘗試的事情。
第三件事便是晚年的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令曹操幾乎動了遷都來避其鋒芒的念頭。這在《曹操》一篇中有詳細論述，此處不再贅述。
除了勇武，談及關羽避不開的一點便是忠誠問題，這自然是由於他有過一段短暫降曹的經歷。曹操看出來他沒有久留之意，讓張遼去旁敲側擊，想聽聽他心裏話。關羽則坦蕩表白：我知道曹公待我不薄，但是我深受劉將軍的大恩，曾發誓要和他共生死，不可違背當初的諾言。我早晚要走，只是在等待立功報答曹公的機會。（注⑦：《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而當他決定離開時，曹操也給予了極大的理解，說“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沒有派人追趕。
其實在古代，“忠誠”問題究竟重要不重要，要看情況。比如，涉及到主動背叛，或者是夷夏大防的原則，就重要；而一般內部戰爭戰敗後的投降，比比皆是，這種時候其實往往不太苛責。比如管仲投降了齊桓公，連孔子都覺得這不是什麼大問題。魏徵本來服務於李建成，後來照樣和李世民成爲了君臣關係的典範，沒人覺得他大節有虧。就拿三國時代來說，更換服務對象的文臣武將也多了去了，所以關羽降曹、繼而又奔劉這兩件事，至少在當時看來，教化意義並不十分突出。
所以關羽死後，起先被神化，只是因爲他的勇武特質。
在中國民間，常常有很多淫祀。所謂淫祀，即非官方非正規的祭祀。老百姓常常把一些民間影響力巨大的人物，無論其是文是武，是忠是奸，都拿來作爲祭祀對象。哪怕生前是惡人，百姓相信其死後會顯靈作祟，所以也要祈禱請求他們平息怒氣，還是“禮多人不怪”的一套邏輯。漢朝建立多年以後，江南一帶還有祭祀項羽的習俗。關羽駐守荊州多年，大名如雷貫耳，當地老百姓將其神話，祭祀他的神靈，自然在情理之中。《全唐文》中記有最早的關廟記錄，就在荊州玉泉山。有了廟，就會在民間產生相應的傳說故事，此時，關羽常常作爲一個威武之神的面貌出現，甚至有時是厲鬼，而不顯出忠義的特徵。除了在民間，唐朝的統治者也在武成廟裏以關羽爲六十四個從祀之一，地位並不突出，與他同時代的人物有周瑜、張遼等人。
正如前所說，忠義問題顯得尤其重要，往往要到夷夏大防變得特別敏感的時候，比如宋朝。
到北宋中後期，關羽在武成王廟裏的地位，已經和姜尚姜子牙並列了。而且在宋徽宗時，還爲他加封“忠惠公”的名號，已經開始強調他的“忠”了。再到南宋，士人倍感於偏安的屈辱，仇視入侵的異族，關羽的“忠義”精神也就更爲時代所需要了。宋人南濤的《紹興重修廟記》，蕭軫的《淳熙加封英濟王碑記》，都把關羽不受曹公賞賜，千里尋歸劉備的經歷大加讚揚。
而曹操的口碑也經歷着類似的變化，陳壽在編纂《三國志》時，不得不視曹魏爲正統，但在東晉和宋朝時，都因爲北方少數民族的關係，特別強調正統論，輿論開始尊劉貶曹。比如蘇軾《東坡志林》就記載了一段民間小兒聽三國故事的情況，說聽到劉備打敗，小孩子們就哭，聽到曹操失敗，紛紛拍手叫好。（注⑧：《東坡志林》：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這說明北宋流傳的三國故事，就已經有很強的立場傾向。而恰好關羽奔主這一情節緊緊和曹操捆綁，曹操口碑的日益變壞，關羽的忠義精神得到反襯，自然更水漲船高。過去正如曹操所說：中原羣雄逐鹿，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各爲其主”而已，何況曹操名義上代表的還是漢獻帝的意志。但現在不一樣了，曹操他已經是個妥妥的經人民羣衆認證過的千古罪人、人民公敵了。那關羽的不接受曹操饋贈，自然更顯得深明大義；他的一心向劉，則自然更顯得彪炳千秋。
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他之後的歸劉顯得越正義，他之前的降曹也就顯得越理虧。肯定有人會質疑：既然你那麼忠義，爲什麼兵敗的時候不自殺呢，這樣不是更顯節烈？好在羣衆的智慧是無限的，古人最擅長的就是爲心目中的聖人諱飾。於是在《三國演義》裏，硬生生給關羽降曹前編了一段“三個約定”。
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
不得不說，這段情節看上去的確大義凜然。但是邏輯缺陷也是有的，什麼叫“降漢帝”啊，意思劉備一直是在漢帝的對立面嗎？當然，民間故事是不需要考慮那麼多的。這三個約定，既有君臣之義，又有兄弟之義，更有男女之防，至少從作用上來看，在把關羽“忠僕”這一歷史形象助推到“忠義化身”民間形象的路上，又添加了一把乾柴烈火。
當然，更有意思的是，因爲夷夏之防，關羽的忠義被重點強調，但真正的少數民族統治中原時期，也一樣需要臣民忠義。所以清朝諸位皇帝也無一例外地對關羽進行了不斷褒封。到光緒時，關羽的封號正式變成了“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於是一個從歷史中走出的人物，便最終變成了人格神格合一，從帝王到民間無不推崇的終極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