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論及景帝的性格，總繞不開“刻薄寡恩”一個判斷。
對待晁錯的態度上，便是一例。當初信任得有多深，犧牲時就有多決絕。景帝還是太子時，晁錯就已得寵幸。
“太子家號曰‘智囊’……太子善錯計策……寵幸傾九卿。”——《史記 袁盎晁錯列傳》
活脫脫寫出景帝曾經多麼以擁有晁錯爲喜。
然而一到危難關頭，棄之幾無猶疑，殺之幾無不忍，全然不顧此人曾經爲了鞏固皇權而與天下交惡，彷彿只是在處死一個從不相識的陌生罪人。
誠然，晁錯有自己的問題，他的削藩計劃裏帶有私心，當七國之亂突起時又慌了手腳，無以應對，證明其只適合紙上談兵。但畢竟，他行使的，仍是景帝的主張。君圖之，我言之而已，怎麼都不該淪爲“朝服被斬東市”的結局。
晁錯本人的性格，史書稱“峭直刻深”，只講國家利益，毫不顧忌人際關係，因此晁錯沒有一個知己朋友。景帝比晁錯小十二歲，自少年時代就受到其教育引導，不知景帝“刻薄寡恩”的性格，有沒有晁錯的潛移默化。如真是這樣，“刻薄”兩字，倒像是施在晁錯身上的一個報應。
對待廢太子劉榮的態度上，也是一例。
既已立爲太子，偏不封其母。既已廢爲臨江王，又一定要將其逼死，以免後患。對待親生子如此，在高祖劉邦和文帝劉恆身上，都未嘗見。
對待諸侯宗室的態度上，又是一例。
除了削地、降爵等懲罰手段，景帝還大量對諸侯使用“除國”，即以罪直接取消封國，從而令諸侯宗室失去世襲的福利和權位。據《西漢景帝朝改革與漢景帝歷史地位新論》（劉宇辰）一文統計，惠呂時期累計除國10次，平均每年取消封國0.67個；文帝時期累計除國14次，平均每年取消封國0.61個；景帝在位期間累計除國35次，平均每年取消封國2.19個，這還沒有算上七國之亂中被廢除的。
然而被景帝刻薄對待的，還不止是以上，在七國之亂中立有大功的周亞夫，也是其中一位。
周亞夫平定吳楚聯軍之後五年，被提拔爲丞相。一開始，景帝頗倚重他。
事情是從廢太子事件開始產生變化的。
自古以來，廢立繼承人都是一件大事，弄得不好就會動搖國基，引起政局混亂。所以沒有特殊情況，大部分朝臣都會從穩妥的角度考慮，勸阻此事。周亞夫也據理力爭，景帝初初對他有所不滿。
其後匈奴有無人投降漢朝，景帝打算封他們爲侯，以引誘匈奴其他人，這其實也是賈誼“三表五餌”的策略。周亞夫又不同意，稱：“這些匈奴背叛君主，投降大漢，假如陛下封他們爲侯，不等於是鼓勵人臣不用忠誠守節嗎？”
景帝心中不快道：“丞相的話不可行。”仍堅持己見，封五人爲侯。
周亞夫見景帝態度強硬，面帶慍色，也知道自己處處直諫，惹怒皇帝，乾脆稱病告歸。景帝也不勉強，很快免了他的丞相之職。
周亞夫平平淡淡地在家過了四年有餘，景帝又想起了他。
有一日，景帝在禁宮中設私宴，召周亞夫賜食。但是有意給他準備了一大塊沒切過的肉，還不準備筷子。這是景帝故意不以禮對待，想看看他的反應。周亞夫和其父親一樣，剛直性烈，心中不平，回頭就問席上主事者要筷子。景帝卻冷笑着道：“這是我的安排，難道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嗎？”周亞夫心中更爲鬱悶，強按着屈辱感向景帝磕頭謝罪。
景帝冷冷道：“平身！”
周亞夫再也按捺不住，起身就疾步而出。
望着他憤怒遠去的背影，景帝喃喃道：“滿腹不平，這不是可以侍奉少主的臣子。”
“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史記 絳侯周勃世家》
當初文帝把周亞夫託付給他時，說“真可任將兵”，時過境遷，現在變成了“非少主臣”。人事轉移，真可唏噓！
不久，周亞夫的兒子爲父親違禁買了官方製作的五百副盔甲和盾牌，想要屆時作爲陪葬物品，襯托軍功赫赫的父親身份。結果此時被人告發，一直牽連到周亞夫本人。由於買的是武器，就有謀反的嫌疑。
起初辦案的小吏並不敢責罰這位昔日的丞相，什麼結果也沒有審理出來。
景帝得知大怒，道：“我不會再用此人！”
這句話的意思，等於是告訴辦案人員，不用擔心將來周亞夫會被起用而遭到報復，可以放心大膽地去拷問。
於是此案被提到廷尉處親自審理。
廷尉問道：“君侯可是打算造反啊？”
周亞夫如實回答：“臣所買之物，都是葬器，將隨臣入土，何來造反一說。”
廷尉笑道：“君侯即使活着時不反，也是想到地下再反。”
“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記 絳侯周勃世家》
得到了景帝的授意，案子也就不再難審了，什麼樣荒唐的理由都不再荒唐。
周亞夫在獄中絕食五日，吐血而死。
周亞夫年輕時，曾有著名的相士許負爲他看相，稱：君三年後當封侯，再八年後當爲將相，主持國政，一時無兩。再九年君當餓死。
周亞夫笑道：“假如真如你所說貴爲將相，又怎會餓死。”
相士之言，多是穿鑿附會之說。只是一時享受榮華富貴，一時低賤落入塵泥，人間卻處處時時皆有發生，前有鄧通，後有周亞夫，皆是由於景帝一時心意，遂命運轉折，如急流直下。帝王時代的臣子，哪有永世可圖的安穩。
明朝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說，景帝朝有三讜臣。所謂讜者，是正直的意思。王世貞所說的三人，一爲晁錯、一爲周亞夫、一爲廢太子劉榮。而此三人皆不得善終，景帝之刻薄寡恩，實在鮮明。
但刻薄寡恩，是對權力內部而言的，總體上來說，景帝對待民間的態度，繼承了父親文帝時的寬容理念，同時由於竇太后力主黃、老之理論，景帝朝仍是積極地爲百姓鬆綁、與民休息，國力在快速地增長之中。
文帝初年，民間田租爲十五分之一，後期由於連年天災，文帝徹底廢除田租，但這只是應對災年的特殊政策。到景帝時，恢復田租，放寬到三十分之一，基本奠定了兩漢的田租率。
景帝又兩次修改文帝定下的鞭笞法，該笞五百鞭的降至兩百鞭，該笞三百鞭的降至一百鞭。又下令凡是案情有疑，雖以照法律審定，只要民心有不滿，都可以重新審理。
漢初，需要資產過十萬者，方滿足選爲訾郎的條件。景帝將其降低爲四萬，又廢除禁錮令，允許商人、贅婿等爲官吏，給予更多民間百姓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
由於景帝繼續推行寬鬆和恢復經濟之政，到漢武帝初年，已經實現了人丁興旺、物資過剩的局面。
“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 食貨志》
對權力內部刻薄寡恩，對民間生態寬容仁厚，這是景帝劉啓的一體兩面。
司馬遷對景帝似乎不太以爲然。《史記孝景本紀》和《史記孝文本紀》的風格截然兩樣，從古至今，不少人以爲現存的孝景本紀非出自司馬遷之筆。孝文本紀中，司馬遷大量採用文帝詔書原文，對其仁德備加尊崇。到孝景本紀裏，卻只敘其大概，甚至是平定七國之亂這一件景帝一生的核心要事，也僅僅用了只用了66個字，如下：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闢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爲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史記 孝景本紀》
但即使是司馬遷如此苛刻，也不得不承認在景帝朝，達到了“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的局面。
班固撰寫《漢書》時，首次把“文景”父子相提並論，認爲二人治下的漢朝，堪與西周時的“成康”時期相比。“文景之治”因此成爲史學上一個相對公認的概念。
明朝學者陳仁錫稱：“景帝所病者天資之慘刻，所長者政事之真實，史以文景並言，懿哉！”這應是較爲公允的評價。
最後提一下景帝朝與匈奴的關係。
景帝二年秋，積極與匈奴軍臣單于實行和親政策，這是因爲一到冬天，晁錯就開始推行削藩了，在大範圍開始國內改革的同時，必須贏得穩定的外部環境。所以即使晁錯在文帝時曾極力建議要解決匈奴問題，此時仍不得不先放一放。
景帝五年，復嫁公主於匈奴。
四年之後的景帝中二年，匈奴撕毀合約，侵略燕地，景帝決定再也不行和親。
這一決定，和國內諸侯王的內憂基本已解決有關，同時和景帝在西北地區設立官方養馬場所也有很大關係。
“始造苑馬以廣用……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漢書 食貨志》
和匈奴作戰，馬是絕不可缺少的工具，且耗費巨大。後武帝時衛青和霍去病同出徵的一次，帶出去十四萬匹戰馬，回來時只剩三萬餘匹。可見其重要性和損耗率。
在景帝決定不行和親之後，匈奴又有三次南下入侵，分別爲中三年、中六年，以及後二年。
且說中六年這一次，匈奴大入雁門，進至上郡，取官方養的苑馬而去。
一名漢將帶領百餘騎兵，出外追擊，忽然和數千名匈奴騎兵狹路相逢。
匈奴見漢將人數稀少，以爲是誘兵引自己深入，不敢輕動，紛紛上山列好，嚴陣以待。
漢將手下有人擔心寡不敵衆，心中慌亂，提議趕緊快馬加鞭回頭就跑。
漢將道：“我等離大軍數十里，如隨意調頭撤退，匈奴可輕易追上，將我等射殺殆盡。假如不走，匈奴反而以爲我等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
雖如此說，騎兵們仍然心中惴惴。
漢將道：“聽我號令，前！”
一百多騎齊頭並進，直到離匈奴僅有二里地才停下。
漢將又道：“全部下馬！”
衆人面面相覷，道：“敵人這麼多，一旦發起攻擊怎麼辦？”
漢將道：“匈奴以爲我們必會逃離，現在我們一齊下馬，讓他們不知道我們的意圖。”
衆人照做，匈奴果然更爲猜疑，不敢隨意動彈，只是派出一名白馬將，走到陣前護軍。
只見漢將突然和十餘騎上馬奔前，揚起弓箭，一擊即中，將白馬將射殺，又迅速奔還。再次令所有人下馬按兵不動。
天色越來越晚，匈奴始終搞不清漢軍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又怕有大軍在後搞伏擊，趁天黑悄悄引兵而去。
漢將帶着一百餘騎，守到天明，才返回軍中。
景帝之所以敢不和親，和國內穩定、苑馬成羣有關，也和有勇、有智的名將開始逐漸湧現有關。
這名性格冒險、又勇猛機智的漢將，名叫李廣。
財富、制度、英雄……景帝已經爲他的繼承人，準備好了武力擴張和英勇衛國的一切條件。
而此一冊以盧綰奔匈奴始，以李廣戰匈奴終，斯可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