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歲的父親，一生歷盡坎坷。他10歲父母雙亡，只得從武漢回到隨縣，過繼給姨父母收養；20歲時，養父母又相繼病故；他孤苦奮鬥剛有了自己的家，30歲又從隨縣城關被下放農村......
下放三裏崗尚店農村時，我5歲，己開始記事了。前段時間，我在我的專輯《記憶中的物事（5）鄉居》裏，寫了1970年7月14日全家下放這一天的記憶。後來，得知父親也在寫回憶錄，他也記錄了下鄉這一天。
作爲父親記錄這一天的鋪陳，我在《記憶中的物事（5）鄉居》裏，文章的開頭是這樣的回憶的：
“關於鄉居的記憶，是從下放開始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全家下放。從隨縣城關鎮下放到隨縣三裏崗區尚店公社火石衝。當時的術語叫“上山下鄉”。
準確時間是1970年7月14日。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故而我記得尤爲清楚。那時，我五歲，已經記事了。這裏再囉嗦一句，以免外地的讀者不明白，當時的隨縣，如今已經是地級隨州市了，隸屬湖北省。
一輛“解放”牌貨車拉着全家人和全部家當。全家人是父親、母親、我和妹妹，應該算上母親肚子裏懷着的大弟（三個月後，大弟出生）；全部家當散亂地堆放在車廂裏，一張大牀、一箇中櫃、一個矮桌和幾把椅子，母親的“無敵”牌縫紉機是最值錢的大物件，再有就是零亂的傢什衣物和鍋碗瓢盆之類，父親的幾捆書扔在車廂一角，小提琴和二胡躺在最上面，在亂七八糟的雜物裏顯得極不協調。車廂裏還有一盆花，準確地說，是梔子樹，小灌木那種。（但這株梔子樹卻枯萎了，父親後來又回到城關折了幾枝，壓在鄉居旁的小水塘邊淤泥裏，發芽後栽在小院，年年花開繁盛。這是後話。）
母親抱着妹妹坐在駕駛室裏；差幾個月就30歲的父親坐在貨車的車廂一隅，一路沉默；我站在車廂前沿，迎風歌唱。長到5歲，這是我第一次出這麼遠的門，我第一次看見了山，綿延不絕的山，山上長滿了樹，我看見了我從沒見過的田野，但不認識田野里長的是什麼，我還看見了極多的我平生第一次見過的物事.....我興奮、我高興，所以我唱，迎着呼呼的風聲，我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直唱到聲嘶力竭。
“解放”貨車的終點是一個叫火石衝的地方。當年的全稱叫隨縣三裏崗區尚店公社紅巖大隊一生產隊二組.....”
略有差異的是，下鄉給我們搬家的那輛老貨車，我的記憶是老“解放”，父親寫的是“福特”，其實，是什麼車幫我們搬家的，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970年7月14日這一天，在父親和我的心中，永生難忘。】
今天早上撕日曆，7月14日映入眼簾，猛地回憶起40多年前的這一天。
那是1970年7月14日，是令人難忘的日期，這天早上，由王道本帶領着隨縣汽車隊的汪師傅，三裏崗人，所開的福特汽車，早早地停在月光池邊的路口上，等着我們搬家，到三裏崗農村去落戶。
當時我們家四個人，妻子楊志英、長子付強、女兒小琳和我，付強當時六歲，小琳僅三歲，家裏什麼傢俱也沒有，窮的叮噹響，一張舊式牀、一個小小的櫃子、一張小桌子，加鍋碗瓢盆，堂屋原有的兩塊木板門連起來的一塊長板，還是請付強的舅舅楊志仁幫忙用釘子釘的，兩邊用十幾塊大土磚碼起來算是神櫃吧，令人塞心，幾件不成的東西甩在車廂裏空空蕩蕩的，開車的汪師傅開玩笑說，“就這點東西算搬家了呀？”車開到尚店紅巖一隊下車時，當地農民看着我們卸車，有人嘖嘖地說，“把土磚都搬到山裏來了，真造孽呀”。
下鄉之前的動員階段，工作組住在城關鎮二街街公所，我們的門上貼着大字報“僞縣長的兒子傅斯佳滾下鄉去”......這次下鄉，城關鎮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都被趕下鄉，之前的動員會上，工作隊的人說，“下鄉好，農村有糧食喫，屋邊有自留地種菜，雞鴨成羣，雞蛋在雞窩裏撿，燒柴在山上砍，圈裏餵豬有肉喫，什麼也不用愁”，還說，“你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閒飯”......其實，這是哪裏的邏輯呀，我們夫妻倆人都有正式職業，我在城關搬運站上班，妻子楊志英在城關縫紉社上班，誰也沒有遊手好閒吃閒飯。我的房子是68年我們夫妻一磚一瓦自己砌的新房子，在鸛坑（現月光池）醫藥公司隔壁，住了還不到3年。
可還是沒有辦法，我在城郊五四大隊幫助辦階級教室展覽，其實是躲了幾個月，還是被辛忠學、肖滿堂幾個找到拉回來，那時他們是造反派，在街道上一手遮天，哪有別人的好果子喫。儘管妻子楊志英已身懷六甲，全家仍被勒令下放。
七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隨縣城關鎮下鄉的分配的大致分爲三個鄉鎮：一街下放的到何店區、二街下放的三裏崗區、三街下放的到均川區。下放的經費由全縣統一下拔，包括兩部分，一是建房費，按人頭計算，每人100元，我家是四口人，共400元，農具費每人30元，4人共計120元，這些費用一併劃撥入下鄉戶當地農村的小隊，不由我們經手。
1970年7月14日那天，搬家的貨車走均川到三裏崗，從三裏崗經虎頭巖翻佛爺嶺下坡就是尚店公社的紅巖大隊，大隊書記劉傳永。紅巖有三個大隊，已經下放了蔡靜波、李玉清等好幾家下放戶，各小隊的隊長看到我們夫妻二人都還不到三十歲，爭着要。最後，我們選擇到紅巖一隊，一是離尚店街上近點，二是離岳父母下放的家近一點，岳父母家也是城關鎮的，因岳父被劃右派，其全家己經於前兩個月下放到了紅軍大隊。
尚店公社的所在地就是紅軍大隊，岳父母家下放在紅軍五隊，和我在紅巖一隊的家隔一條碾子河。他們一家下放時有六口人：岳父母、結婚才一年的大內弟兩口、小姨子和小內弟。
下鄉後不久，當年，也就是七零年的九月，大內弟楊志仁家生了長女，岳父楊其華先生給取名“楊隨”；一個月後的十月二十六，我妻楊志英生了我家老三，岳父給取名“付凱”。岳父說，這兩個孩子，一名隨、一名凱，就是說總有一天，你們終是會回到隨縣的，一定會“凱旋隨縣”。
岳父的美好期望同樣也是我們的期望，這期望支撐着我們的信念。兩年後的1973年，他們一家託其族兄楊志武的關係，從尚店公社紅軍五隊搬遷到了城郊公社勝利大隊（即後來的八一大隊，現在的文峯塔社區），也是當年，小姨子楊志蓮投奔遠在新疆喀什的大姐揚志芬去了，現早已在烏魯木齊落了戶；九年後的1979年6月，落實政策，我們兩家都返城了，“凱旋隨縣”終於成真。
悲痛的是，岳父楊其華先生的生命終點卻永遠定格在了尚店公社紅軍五隊的一個牛棚裏。記得很清楚，那是1972年冬月二十二，我妻子楊志英的生日，岳父到我家，吃了妻子打的幾個荷包蛋，晚上回到“家中”，自縊身亡。
岳父楊其華生前在鍾祥中學教書，文革中被劃爲右派，勒令停職下放。全家下放後，屢遭生產隊批鬥，還不許和家人同住，單獨住牛棚裏，這是真正的牛棚，旁邊喂着耕牛。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摺磨，他萬念俱灰，終是沒能等到爲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去世那年，他57歲。
岳父去世若干年後的1993年，我們從尚店的大山裏，遷回了他的遺骸。
（文章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