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薛家集很小，“只百十来人家，都是务农为业”，但这里是典型中国社会的缩影：官与民、贫与富、贵与贱、亲与疏……各种关系在此交织，各种好戏在此上演，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官与民
薛家集最大的“官”姓夏，乃“旧年新参的总甲”。
明清时代，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总甲承应官府分配给一里的捐税和劳役等。也就是说，总甲是分管百十户人家的头头。薛家集正好百十来人家，所以，夏总甲就是这里的头头，相当于现在的村书记吧。
如此说来，夏总甲根本不是个官，甚至连衙门里的吏也算不上，但在薛家集，他就是最大的官。
所以，众人聚会议事，他最后一个到，而且“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作风，和现在的官员太像，开会最晚进场，众星捧月中直奔主席台最中间席位。
继续说夏总甲。坐下后，他不多几句话就显示出自己的三个了不起——
第一、我很忙，在这里开完会还要去县衙门黄班头家吃年酒，“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
第二、我有专车，“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打紧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来，跌的腰胯生疼”。
第三、我身份贵重，“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交往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
与夏总甲相比，其他人自然都是民，都得顺着。开会，夏总甲来了才开始；请先生，夏总甲说请谁就是谁；敛钱舞龙灯，夏总甲说怎么摊派就怎么摊派，“众人不敢违拗”。
2.贫与富
薛家集只有一个富户是荀老爹家，“田地广，粮食又多”，但他并没能与夏总甲、申祥甫进行权钱勾兑，跻身村里的统治层。
所以，他成为冤大头，屡屡被吃大户。
集体耍龙灯，他得出一半的银子；请周进来教书，只他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人家“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
申祥甫与夏总甲是亲家，算村里权贵，而且这次办学是他提出的，因为其子正该上学，但到该出钱时，却不见他多出。
这看得出，村里仇富，欺负荀家有钱。
荀老爹经济上付出最多，却没换来政治上的地位，甚至周进还因与他走得近而受村里人排挤——
申祥甫……向众人道：“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几个钱，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图他个逢时遇节，他家多送两个盒子。俺前日听见说，荀家抄了些面筋、豆腐干送在庵里，又送了几回馒头、火烧。就是这些原故了！”
众人都不喜欢，以此周进安身不牢；因是碍着夏总甲的面皮，不好辞他，将就混了一年。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
总体来说，荀老爹是个厚道人，没通过权钱交易进入权力层，反而因此被仇富，被欺负。
这种事，古今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发财后得给自己搞个红顶的原因了。
没有红顶，财富难保。
3.贵与贱
薛家集有个新中的秀才叫梅玖，他算村上身份贵重的人了。村里给先生接风，便请了他来作陪。
而周进虽然被请来做教书先生，却因没有秀才身份而受梅玖的轻贱——
“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
就好比嫁与人家做妾，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在正房太太跟前永远是低贱的。
但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六十多岁的周进之后时来运转，“巍然中了”，中举人，中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副部级）。
彼时，依然是秀才身份且因成绩差险被惩戒的梅玖，马上变脸，自称周进学生才躲过一劫。之后，他便以这一身份自居，堂而皇之让观音庵和尚将周进当年在此教书留下的字装裱悬挂起来。
这就是贵与贱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差别了。
4.裙与带
申祥甫本是薛家集普通农民，但因他亲家是夏总甲，所以他在村里身份也高贵起来。
观音庵聚会，他一上来就发作和尚，说他把大家供的油不用来敬菩萨却用来炒菜吃。
荀老爹提起闹龙灯敛份子的话题，申祥甫马上打断：“且住，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
他俨然成了薛家集的二当家，村领导夏总甲的代言人。
另外，村里请先生的话题也是他提起来的，因为他儿子、也就是夏总甲的女婿到读书年龄了。
这些都看出，申祥甫利用裙带关系，擡高自己身份和话语权，在为自己谋利益。
而且，他也确实成功了。后文说荀玫中进士后，回薛家集为母奔丧。那时，“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儿子申文卿袭了丈人夏总甲的缺，拿手本来磕头，看门效力。”
看，靠裙带关系，申祥甫的儿子成了总甲，成为薛家集一把手。
这就是薛家集了，一个小村庄，却如微缩景观般，整个大社会的各色问题和毛病，这里都有了。
吴敬梓，确是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