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夏衍，大家应该很熟悉。中学时的语文课本中《包身工》取自他的报告文学，话剧《上海屋檐下》也是他编剧的作品。
可能多数人的记忆中，夏衍是一名作家，或是活跃在革命历史舞台的文艺工作者。
其实，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
解放前，他公开的身份是作家、翻译、 报刊编辑、电影话剧编剧，秘密的身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是否等同于谍战剧中的特工？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夏衍当时的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而是争取统一战线的群众。
1937年7月10日，“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潘汉年说要陪夏衍见一位朋友，他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他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
听了对方介绍之后，夏衍一时缓不过神来，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其儒雅而斯文的模样，完全颠覆了夏衍在照片上看到的其身穿戎装胡子拉渣的硬汉形象。
周恩来告诉夏衍，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他这样早年在日本孙中山面前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
原来周副主席对自己的过去了若指掌，夏衍略感吃惊，思绪追溯到十多年前自己东渡日本的政治生涯。
夏衍是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在刻苦学习专业的同时，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夏衍一有空闲就喜欢泡图书馆。
起初夏衍阅读的主要是文学书籍，如狄更斯、莫泊桑、左拉等，又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最后到高尔基、托尔斯泰。
后来读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应该说是从这两本书得到启发，夏衍开始有选择地想学一点唯物辩证论，并涉猎一些进步书刊。
意气风发的夏衍已经不满足书本带给他的进步思想，他还想近距离接触进步人物。
郭沫若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了解到他当时移居日本，夏衍怀着一颗火热之心和同学一起，访问了居住福冈的郭沫若。
连事先约定都没有，这样的造访显然是冒失的。说明来意后，豪爽的郭沫若和美丽温良的夫人安娜，热情接待了这两位文艺青年，还邀他们吃了午饭。
本来是想听听郭前辈谈谈文艺方面的问题的，可是他却发了一通对当今国事的感慨。
这次很平凡的会面在夏衍心里埋下了进步的火种，也为日后与郭沫若合作办《救亡日报》打下了基础。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夏衍想通过自己的眼睛、耳朵，亲身体会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于是他利用暑假独自游历了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华北。
在釜山、汉城看到朝鲜人对待日本人的那种无声的敌意；在奉天车站听到“满铁”护路警察对中国苦力的凶暴的吼声；在北京街头看到插着草标卖儿卖女的惨状……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夏衍的那颗“实业救国”之心在那一瞬间土崩瓦解了。他开始接触日本的进步青年，频繁参加各类进步活动。
夏衍从报上得知，孙中山先生乘坐的船将在门司港口停泊，大家都想见一见这位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于是夏衍和几个进步青年一起登船迎接孙先生。
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等热情地接见了他们，这次谈话大概只有十分钟，夏衍就光荣地在孙先生面前入了国民党，开启了一生参与政治活动的旅程。
1927年初，夏衍所属的日本国民党支部接到中央密令，戴季陶将以疗养为名赴日，可能和日本军政方面进行秘密商谈。夏衍奉命作为随员陪同戴季陶一行，暗中监视其行动。
夏衍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巧于周旋的专长，让谨慎小心的戴季陶彻底放松警惕，夏衍不仅出色完成上级任务，戴季陶对其办事能力尤为看中，还想聘他作秘书，遭到夏衍的婉言谢绝。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夏衍于4月下旬从日本回国，过了不久后，他的国民党党籍被开除，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新的人生征途。
夏衍在正式加入中共地下党之前，一直是活跃在左翼战线上的文艺工作者。上世纪二三十年度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国民党反对派的魔爪已经在伸向文艺战线上的革命者。
1935年，对夏衍来说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汉、阳翰笙的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后，自己险些被诱捕。这两件事使他与中央特科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夏衍的机智敏锐、蔡叔厚的果断善后和孙师毅的缜密心思，使事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事情要从1934年除夕山海关路田汉家的年夜饭说起。这实际是一次“文委”的碰头会，参加者有夏衍、周扬、阳翰笙和孙师毅。
田汉、夏衍等人对形势持有乐观情绪，但是孙师毅在那个晚上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国民党在军事围剿取得了“胜利”，可能会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对革命文艺运动的镇压。
孙师毅的话引起了文委成员的高度警惕。随后发生的事不幸被言中。
元宵节过后，2月19日的夜晚，田汉被捕。钱杏邨夜里回家时在弄堂口发现了警车，而且自己家三楼平时不开灯的书库灯火通明，赶紧离开得以逃脱，第二天一早冲到夏衍家报信。
夏衍当时的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二楼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最大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
夏衍确定田汉出事后，回到家，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来锁着，可以通麦特赫斯特路的后门打开，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的情况，请蔡老板通过特科核实。
两天以后，蔡获悉，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在得到特科的准确消息后，夏衍即刻通知周扬隐蔽起来。
随即夏衍也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夏衍把田汉留下来的《风云儿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田汉写在最后一页上的歌词，成为了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袁殊也因此被军统逮捕。
“怪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故被称为“怪西人”。
奇怪的是，审讯人员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居然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于是，他也被卷入“怪西人案”。
袁殊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他秘密被捕后，禁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左翼文化人物黄子布（夏衍在电影公司用的代名）。
大概在五月下旬，有一天，夏衍已从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他的信，约他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夏衍是很熟悉的，所以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
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夏衍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
于是夏衍出于谨慎考虑，提前下车回家了。
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夏衍，他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夏衍在电影公司用的代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
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两人都感觉到可能袁殊出了问题，果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这时她正在拍《自由神》这部电影，所以她一“失踪”，不仅电通公司，连整个电影界都知道了，国民党的小报也登了“自由神不自由”的新闻。
王莹被捕后大约关了两个礼拜，因为一则她根本与情报局无关，又查不到任何证据，加上无缘无故地抓了一个“电影明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也就将她悄悄地释放了。
夏衍本是与特科无关人员，但从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完全符合地下党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随机应变的机智和当机立断的果敢。
回顾过去走过的路，夏衍思绪万千，他明白周恩来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党组织的确对夏衍经过长期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他具备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具体地说是来自两方面的信息：
一、夏衍进入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自己说，大约在1930年，他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夏衍翻译的小说。
二、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
夏衍当时还是有些思想顾虑，认为自己担任统战工作，有些勉为其难。
夏衍小时候自卑害羞，怕见陌生人，被家母戏称为“洞里猫”。长大后的他依然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
周恩来似乎看出夏衍的顾虑，鼓励他要突破自我局限，潘汉年开宗明义地说：“……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
夏衍见组织已决定，不好再推辞，便立即表示，尽自己所能，完成党交付的任务。
周恩来慧眼识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夏衍很快成了中共特科成员。
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
周恩来与夏衍的第一次见面，也决定了夏衍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潘汉年同志曾称夏衍，是隐蔽战线的一名福将 ，在艰难的敌我斗争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在日军铁蹄下沦陷。
周恩来致电廖承志等，对撤退工作作了具体布置。并特别指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起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1942年1月9日黎明，夏衍化名黄坤，留着短髯，化装成商人模样，偕同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郁风、王莹等一起悄悄地出发，登上一艘长不过三丈阔不满三尺的渔船，经零丁洋向澳门偷渡。
这一天，海上波平浪静，小船在海面急速行驶两小时后，与日军巡逻艇遭遇。汽艇上坐着三个日本兵，不待船停，拿着棍棒的水兵跳了上来，强令人们走出舱面接受检查。
日兵对未着意化装的人倒不加注意，而将目光停留在船尾的王莹脸上，走过去用手指在她脸上一抹，发现手指上是锅底灰。
于是日兵开始吼叫起来，情势顿时十分危急，船上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枪杀、强奸等恶性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这时，夏衍不慌不忙地走到日兵面前，从容地讲了几句日语，佯称他们是因香港粮荒而疏散到长洲农村的生意人和家属。
日兵查问她们为什么故意改扮？夏衍回答是她们心中害怕，并故作轻松地表示叫她们把锅灰洗掉，引得艇上和船上的人们一齐哄笑起来，紧张的空气和缓下来，日兵于是挥手同意放行。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香港竭力搜索在港文化界的领导人夏衍等人，然而他们怎会想到，夏衍就从他们的鼻子底下逃脱，并以自己的从容镇定化险为夷，掩护了自己和战友的安全哩！
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香港撤退经历，验证了潘汉年所言非虚，从此，夏衍的“福将”别号不胫而走。
“福将”别号帮夏衍躲过了抗战、内战时期的枪林弹雨，却未躲过“文革”的十年浩劫。
1964年，林彪、江青一伙经过密谋策划，首先向文艺战线开刀。夏衍便被当作电影界“文艺黑线”的“总头目”、三十年代文艺的“祖师爷”而受到了重点批判，不久即被解除文化部长的职务。
1965年1月19日，夏衍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负责干部大会上做检查，这是他被免职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独坐空庭”的日子不是最难过的，批斗游街的日子也扛过来了，然而，更非人的折磨还在后面。
他承认“有错”，但不承认“有罪”。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他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他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
曾经被周恩来称赞过“精明能干”的夏衍不见了，他的处境极为尴尬。
1966年，史无前例的灾难风暴袭来，夏衍在遭到游街、批斗以后即被投入监狱。
羁押期间，夏衍受到非人的折磨。有天他身体虚弱，走不动路，押解他的军人催他快走，猛力踢他一脚，他摔倒在地下，造成股骨胫骨骨折，但还得慢慢爬起来一拐一拐扶着墙走。
断腿因长期得不到治疗，落下了终身残疾。
不久，他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被送到空军医院抢救。
1975年，“文革”进入第九个年头，前后失去人身自由共八年七个月的夏衍被解除“监护”，从秦城监狱回家。
此时的夏衍拄着双拐，眼睛有一只几近失明，身材消瘦得不成人形。
夏衍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文革时期却受到非人的折磨，有人劝他写出来，对后人也是一个教育。
夏衍说，他不写这方面的文章，不是没有材料，也不是不会写，而是不想写。
因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写出来有损中国人的自尊。
文革时期，很多人受不了侮辱和折磨，自杀者不在少数。狱中的夏衍死死记住这句话：“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他的苦难终于熬到头了。
迎接夏衍出狱回家的除了日思夜想的家人，还有他曾精心喂养的大黄猫“博博”。疲老不堪的“博博”终于盼到它的老主人回家，第二天便撒手人寰。
老泪纵横的夏衍，亲手埋葬了义猫“博博”。从此，无论多么名贵的猫，都不入他的眼，他只爱黄猫，只养黄猫。
古人说，不可居无竹、食无肉，对夏衍而言，则不可一日无猫。
“博博”死后，夏衍又养了两只小黄猫，长毛起名“松松”、短毛唤“老鼠”。
赋闲在家的夏衍，每天除了描红，记菜账，教孙女语文算术，就是做猫饭。猫饭不是现成的猫粮，是用玉米面和鱼混在一起烧成的糊糊。
夏衍虽拄着双拐，眼睛有一只几近失明，但是做起猫饭，一如既往地认真，细细地搅、慢慢地拌，他的黄猫在伙食上是不能受委屈的。
晚年的夏衍和儿女孙辈住在一起，其乐融融，还有两只大黄猫绕膝，他非常知足。
夏衍对外界从不抱怨，在孩子面前从不诉苦，也不沉溺于个人的得失。他选择把许多的往事“烂在肚子里带走了”。
平和的心态为夏衍赢得95岁高寿。
夏衍的好人缘，让很多人自发地悼念他。
夏衍生前居住过的四合院老邻居，至今还会说起爱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夏公，怀抱着那只肥硕的大黄猫。
中国人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如梦，烟是容易消散的，而梦，则难免会牵肠挂肚。
人的一生中有过好梦，也有过噩梦。
不妨学学夏公，让过去的噩梦烟消云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