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虽然是一份综合性期刊，但它的文学性气氛相当浓厚，文学性色彩十分强烈，更是直接发动了文学革命，可以说，《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新青年》之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可以被表述为其酝酿、促动了一种新文学传统的确立。
正如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思想革新运动一样，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是在反传统中开始和发展的。但与中国文学史上过去的革新运动从历史的非主流传统中溯源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反的是“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开创的是以人为本的新文学传统。这一新传统的一破一立，是在西方文学思想的参照下发生的，大传统是“人”的文学，小传统则是在“人的文学”旗号下活跃在新文坛的各种现代思潮，包括启蒙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实验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以现代性取代传统特质是新文化的特点，而以文学而言，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如下的现代性：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反现代性。蔡元培先生是正宗的士大夫，却标举自己是自由的现代人，《新青年》让我们看到的是激情四溢、张扬个性的自由精神。
《新青年》弘扬科学、民主、人的主体性，在推动和运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新青年》通过理论与批评、翻译与介绍、创作与研究等等，对新文学的建设和探讨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它批判儒家礼教对人的桎梏，推倒了儒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传播了中国缺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起到启蒙的作用。
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具有概括性的“人的文学”概念；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也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犹言现实的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而不应是“鬼的文学”；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倡导的“国民文学”和“社会文学”，也通向“人的文学”。《新青年》大量刊载人生问题探讨的文章，“文学革命”口号提出以后，像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阐述的那样将人生与文学直接联系起来的文章更多更繁密。热切关注人生话题，积极探讨人生表现的文学路数，是《新青年》给新文学最精彩的理论馈赠，也是《新青年》给新文学走上发展长途最为具体的观念引领。
此外，《新青年》还为新文学开辟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打出“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的旗号，为新文学的未来发展定下了原则性的基调。胡适和鲁迅等热衷介绍的易卜生文学及“易卜生主义”，也体现着现实主义的思想质地。
而建立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文学语言体制，更是《新青年》为新文学语言系统作出的历史性和永久性贡献。它固然不是白话文的首倡者，但主张以白话文代文言而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确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这其中，白话诗是《新青年》最早的白话尝试，白话诗歌开拓了中国诗歌新境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找到一条出路，有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新的诗体取代了古典格律诗，占据统治地位，格律诗被挤压至边缘。胡适是第一个勇于在白话诗上“吃螃蟹”的文人。在他的基础上，《新青年》的诗歌里还出现了一种叫做散文诗的文体，沈尹默、刘半农是开启者，鲁迅的《野草》就是散文诗集。
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激越奋进精神，也是《新青年》给我们留下的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正是《新青年》建构中国新文学反抗旧文学的基础。在《新青年》以前，也有相当多的文学浪潮冲击着传统文学的堤防，但是《新青年》对旧文学传统的否定最为彻底、最为激烈。更重要的是，由于《新青年》这种彻底、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和作为，加之其行之有效的新文学尝试与建设，使得中国文坛真正出现了堪与旧文学抗衡且在抗衡中愈显茁壮的中国新文学。
正如胡适先生曾说的那样，“《新青年》杂志代表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时代需要的往往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本着创新和批判的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将自己熔铸于时代浪潮之中，开启一代的风气。
2020.12 《新青年》与中国文学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