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的头发，触碰不得
辛亥之后某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
有瞎逛的，有做事的，有访友的，有走亲的，有购物的，有卖货的，还有些谁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忽然间，前面一片纷乱，有人在喊，有人在跑。仔细一听，原来是剪辫子的来了！前面街口上已经设卡，还有流动剪出没无常。
于是男人们都惊慌起来，就像遇到了匪一样。大家一哄而跑，看看将被追上的，甚至赶紧丢了身上的包袱，手里的箱子。一家子出来的，不惜丢了老婆孩子。
而那些被追上的，往往大哭起来，一边大哭，一边死死护住自己的发辫。
但他们是护不住的，剪辫子的人异常豪横，不给你剪掉绝不罢休。于是最终，剪辫党所过之处，那就是风卷残云一般，大街上只剩下一条条脱离了头颅的长辫横躺竖躺，一个个丢了发辫的男人或嚎啕大哭，或失魂落魄。
他们有的人，就像死了一般。
——这是我很早前在一篇回忆录里看到的场面，名字忘记了，地点忘记了，但有些印象却始终清晰无比。
当年，清兵入关，多尔衮推行留辫政策，无非为羞辱、打击、降服所谓的“天朝上邦”之民，那时候，“天朝上邦”之民是何等悲愤慷慨，他们是宁死不留辫子，誓死也要与满清斗上一斗的，然而结果呢？
那场之于一个民族的髡刑，时间一长，就习惯了。不只是习惯，还成了一种神圣，另一种生命、灵魂的象征。直到有一天，人们又要为了留住它，去悲愤慷慨了。
人之头发而已，但头发已不是头发。此头发不过彼头发而已，但此头发并非彼头发。此头发为东，彼头发为西，皆一血液而源，一身体所有而已，但东西不两立，大家又可忽而为东而死，忽而为西而死。这岂不怪哉？
实际上中国男人头发之重，又岂仅于清朝？当年曹操马踏麦田，曾割发代刑，后人们都说这老家伙果然权诈，殊不知那对他已经算是极刑。
自古刑不上大夫，曹丞相当然也死不得，但髡刑是什么？头发全部或部分剃掉的刑法，上古五刑之一，精神之刑，最耻辱之刑，不下于太史公的宫刑。
为什么呢？孔子说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人以孝立人治国，毁了，那就是大不孝。你一不孝，德就没了，大道与你无关，光耀父母、名传后世、侍奉君主等事，通通完蛋。反正你好像不小心谢顶，都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人人鄙夷，至少不算好人。
所以中原对于断发的胡人，就万般瞧不起。
佛教初入中原之时，大家因为和尚们是“髡人”，就强烈排斥。
陈寿因为父亲被马谡牵连，受了“髡刑”，就对祖国蜀汉的事基本不大爱写。
曹操一“髡刑”了，将士们就无不战栗。
总而言之，中国的头发自古就不是头发，而是内容，中国男人往往头发有了问题，那就代表人有了问题。
为什么是中国男人？这又是因为中国自古对女人不够重视，男人才是各种形式、内容的根本。国家兴旺，只能“匹夫有责”，不可“匹妇有责”，就是“女儿当自强”，恐怕也万万不可。
如此一来，我们当然也就看到了很多怪现象。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爱国，爱父母，爱大道，喜欢长发飘飘，连男人们都曾长发及腰。
忽而有一天，我们就忘了誓死捍卫的长发及腰，又爱上整日拖一条长长的辫子了，天天刮头顶，天天盘，也不烦恼。
忽而有一天，我们因为这个那个，又爱上中分、短发、平头了，大家简单生活，一律格式化。
忽而有一天，大街上又有男子留起长发了，这惹得人人侧目，都喊他阿飞、小流氓。
忽而有一天，长发摇身一变，不再流氓，又成为男子时髦了，就好像头发已经教育好。
但军队里，学校里，某些场合，某些职业，头发仍旧有制式标准。它们并非都是职业要求那么简单，它们往往还是体现了某种高贵的道德观。你头发不这样，不那样，你就代表“坏人”。
不久前，我们不还曾有一种侮辱叫“阴阳头”？
不久前，我们不还有一位家长非要逼孩子按照自己的标准理发，那孩子急得要跳楼？
很显然，中国之事，“头发”之事，中国男人的“头发”之事，不但源远流长，也可能没完没了。中国男人的头发，绝对碰触不得，一碰触，就会有伤，不是你伤，就是我伤。
这可是一个民族的“头发”，它丝丝缕缕，接古连今，到处飘扬。它看似缥缈，却在头上，看似很轻，却泰山压顶。它让我们相当程度上，都成了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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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