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們今天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每次你走到小區門口，都會遇到保安的靈魂三問：你是誰？你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這三個問題在我們大家看來，是一個笑話一樣的問題，因爲沒法解決
這個世界上就是這三個終極的問題解決不了，但是，我們今天要講一本書，我專門爲這本書跑到武漢來幫大家解決這個問題。這書的名字叫作《哲學起步》
樊登：我們請到了，在武漢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教授，鄧曉芒老師
歡迎您，鄧老師。
鄧老師的這本《哲學起步》，是他在學校裏邊給非哲學專業的本科生上的一門哲學課。在書的封面上就寫了要解決這三個問題：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裏去
爲什麼在您這三個問題裏邊，把我們是誰放在第二個？因爲我們平常常說的都是先說“我是誰”。
鄧曉芒：因爲要解決我是誰的問題，首先要解決我從哪裏來的問題。
樊登：這個問題在先。
鄧曉芒：這個問題在先。就是說一個事情，你要了解它的本質，你必須要看它是怎麼來的。比如說我們要了解一個人，我們要看一個人，不能看他的外貌，必須要知道他的過去，他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來的。然後我們才能知道他是誰，這是一個哲學的問法
樊登：所以這本書從一開始，就特別吸引我，就是我們過去都認爲說，人和其他的動物最根本的區別，是在於人會用工具。
鄧曉芒：對。
樊登：但是鄧老師提出來說，他認爲這個用工具，並不是人和其他動物的本質區別。因爲也有很多動物會用工具，像猩猩就會用那個樹枝掏白蟻，這麼喫。鄧老師認爲，人和其他動物，最本質的區別是人攜帶工具。攜帶工具才帶來了人的直立，工具的進化，進而工具形成人的符號等等。
您是爲什麼講哲學課，要從人是怎麼區別於動物這兒開始的？
鄧曉芒：因爲自從康德以來，我研究康德這麼多年，康德哲學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是以人爲中心來談哲學。所以它是人類學的，它是哲學人類學的。
那麼從哲學人類學的角度來談哲學，用康德的話來說，就是來了一個哲學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樊登：顛覆。
鄧曉芒：對，一個顛倒。就是不是我去認識那個對象，而是我所認識的那個對象，都是我建立起來的。客觀的東西是主觀所建立起來的，那纔是真正的客觀。如果沒有主觀，那個客觀你是不知道的，有沒有都不知道。
樊登：所以應該先研究主觀？
鄧曉芒：先研究人。先研究人就必須要搞清，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怎麼樣到哪裏去。
樊登：那咱們就先說說，人到底是怎麼來的。您給大家論證一下，爲什麼攜帶工具這麼重要？
鄧曉芒：這個以往的人類學家，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應該是說我初次發現了這一點。爲什麼我能夠初次發現這一點？是因爲我從哲學的眼光，來看待人類起源的問題，而以往的人類學家，都是從一種自然科學和動物學的眼光、進化論的眼光，從表面現象來描述人類是怎麼產生的。那無非就是人是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的。
但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人們發現黑猩猩也能製造工具，而且近些年人們也知道了，烏鴉和鸚鵡都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
樊登：對。網上有一個視頻特別誇張，就是描述這個烏鴉欺負各種各樣的物種，就它的大腦，好像比別的鳥聰明得多。
鄧曉芒：對，從大腦占身體的比例來說，它是最聰明的。所以我就考慮，這個製造和使用工具，這恐怕單這樣子不行。因爲自從英國的科學家珍妮·古道爾發現黑猩猩，也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以後，這一條基本上就被大家否定了，被學界否定了。因爲你不能把黑猩猩也稱之爲人。
如果你要把它稱之爲人，你得有一系列的論證。所以這個就存疑。
很多人就找很多別的理由，什麼外星人，或者是從海里面進化來的。
樊登：亞特蘭蒂斯人。
鄧曉芒：對，然後很多奇奇怪怪的說法，我就覺得這些說法，都是非常表面地從單純的科學技術的眼光來看，沒有從哲學的眼光看。你從哲學的眼光來看，就發現，人在製造和使用工具以後，他還帶着工具走。
他爲什麼要帶着工具走？帶着工具，有些石器很重的，要耗費多餘的體力，我就覺得他肯定是對這個工具有一種特殊的關係，跟黑猩猩不一樣。
樊登：黑猩猩掏完了，它就扔了。
鄧曉芒：就扔了。但是人把工具帶在身上，他就有一種感覺，覺得這個工具是我的一部分，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我不能把它丟掉。我要用它來對付猛獸，對付開路等等各種各樣的需要。就像用我的手一樣，我沒有像野獸那樣鋒利的爪牙，但是我有石頭、有工具，所以攜帶工具這樣一個舉動，就使得人和自然界的關係一下子變得親密起來。
就是自然界是我的一部分，而原來的黑猩猩雖然也用了工具，但是那工具不是我的一部分，我把它扔了，到時候再去找。
樊登：人反倒用工具實現了天人合一
鄧曉芒：實現天人合一。
樊登：我們和自然界融爲一體了。真有意思
鄧曉芒：而且人的工具比黑猩猩要複雜，要難製造得多，比如說石器要打製打磨，所以扔了很可惜。你下一次再要來做，臨時有事做不來，要花時間。
樊登：可能也正是因爲要攜帶，所以纔有了進化的機會，他纔要不斷地改造那個東西。
鄧曉芒：對，所以這樣一來就有一個問題了，就是說人如果四肢着地走路的話，這個工具攜帶不了，他必須要騰出手來。騰出一隻手，或者兩隻手來拿工具。一隻手拿工具，你就四肢就走不了了。
樊登：三個腳走不了
鄧曉芒：對，那你就跛行了。你就必須要兩腳着地來走路，而且失去了爬樹的功能，上樹的功能。你手中有了利器，可以對付任何猛獸，可以追逐任何動物，這個帶來的好處，要比那個損失要大，所以就傳下來了。
怎麼傳下來的？我那個書裏面還沒有講到這一點，後來纔想到這一點。通過按照進化論的方式看，它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性選擇。就是說兩性選擇，用進廢退已經被否定了，比如說我用得多，它就傳下來了。
樊登：對。
鄧曉芒：遺傳沒有作用的，但是性選擇是有作用的，你兩足行走手裏拿着石器，比那個四腳着地爬，在這個雌性的猿人看起來要酷得多，要有魅力得多。於是它就傳下來了，是這樣傳下來的。
樊登：這個自然選擇裏邊，其實有三種選擇方式。這個剛好給大家可以普及一下。
第一個，個體選擇，它個體的形態跟別人不一樣，那它能夠留下來。
第二個，集體選擇，就是它有羣體性的行爲。你像蜜蜂這些東西，它是羣體性的行爲選擇下來。
第三個，性選擇，就你在性的交配的機率上的優勢帶來了一個選擇的機會。所以人是通過性選擇這種方式留下來的。
鄧曉芒：對的。
樊登：這就是我們在哲學的開篇所需要了解的人從哪兒來。
鄧曉芒：對。
樊登：哲學就是爲了解決這三個問題嗎？
鄧曉芒：當然這三個問題，涉及到很多的問題，就是不光是人在生物學上面是怎麼產生出來的，而且涉及到人的精神、人的歷史、人的社會、人的語言，以及人的自由意志等等這些東西是怎麼產生出來的，涉及到可以說是哲學的所有的問題。
樊登：我看到您這裏邊，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講關於歷史這件事，這就是我們從哪兒來嘛，那從哲學家的角度，我們怎麼看待歷史這件事。因爲我們平常說到歷史，那似乎就是故事、年代。
鄧曉芒：過去了的事情。
樊登：那哲學是怎麼看待歷史的？
鄧曉芒：可以講過去了的事情，只對人來說有意義。爲什麼有意義？是因爲過去了的事情，代表了過去了的人，以及他們所攜帶的過去了的文化，那麼我們今天，生活在他們所帶來的、過去了的文化之中。我們生活在傳統之中。這對我們今天肯定是有意義的。
所以，歷史才能夠傳下來，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攜帶的信息，歷史完全可以丟掉，過去了就讓它過去。我們重新開始。
但是因爲我們，擺脫不了我們的傳統，尤其是擺脫不了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語言，我們還是說的幾千年前、幾萬年前，老祖宗給我們創造的文化，創造的這一套語言系統，包括漢字系統，包括語音系統。
所以我們跟歷史是割捨不開的這樣一種關係，因此我認爲，歷史學不是單純指過去的事情。歷史學就是人性學或者人性論，歷史學是人學。
當然文史哲都可以說是人學，有的人說文學是人學，哲學是人學，那麼歷史也是人學，都是有關人性的，因爲人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樊登：所以我們人類之所以重視歷史，其實是有了它的哲學含義的。
鄧曉芒：對。
樊登：因爲只有人才會從歷史當中吸取那些經驗教訓，和留下來的東西。動物永遠活在當下。
鄧曉芒：對。
樊登：這就是我們從哪兒來，我們只是露了冰山的一角，讓大家知道說歷史，還有我們人類的進化這些東西。那我是誰，這怎麼定義？
鄧曉芒：我是誰是一個很扎心的一個問題。
樊登：很扎心的問題。
鄧曉芒：對，就是每當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每個人內心恐怕就會一動。這個特別是在那些作家，小說家他們那裏，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到底是誰，這個小孩子反而覺得我就是我嘛，我叫我自己名字就行了。但是你稍微有了一點生活經歷，你就會發現，你本來以爲自己是的那個人，根本不是的，還有更深的東西。
所以講到這個自我意識，這個問題，也是哲學界一個歷來討論的熱點，什麼是自我意識。
所以我提出來一個所謂的怪論，很多人都覺得不可理解的。就是自我意識的自欺本質，就是自我意識實際上是自欺。自欺不是貶義的，每個人當然有貶義的自欺，但是每個人都免不了自欺。
自我意識就是把自己當別人看，同時又把別人當自己看。我把自己當成一個對象來看，這就是自我意識。
樊登：所以就像心理學裏邊講的，叫我是我的觀察者。
鄧曉芒：對。
樊登：當你有這種感覺的時候，就是把自己當別人看。
鄧曉芒：對，當對象看。
樊登：這也是自欺的一種？
鄧曉芒：動物比人差就差在它不具備這種自欺的能力。所以西方的人類學家有的人，給人下定義，就是人是能夠自欺的動物。人是能夠作假的動物。就是說他把自己當對象，他知道自己不是對象，他把對象當自己，看那個對象，他就有一種移情的衝動。藝術家就是這樣的，藝術就是有意識的自欺。你明明不是他，但是你姑且把自己當作他。
樊登：這個後來研究說是，因爲我們大腦當中的鏡像神經元。因爲人的大腦當中有很強的鏡像神經元。所以你看到別人喫酸梅，你的嘴裏都會流口水，就是把對方當自己看。
鄧曉芒：對。
樊登：這也是一種自欺。
鄧曉芒：對，這個當然是從生理學和心理學上面來講的。我從哲學上來講，就是說自欺是人的心靈的本質結構，包括我講的所謂符號，語言就是一種符號。我用一種發音來代表某個對象，我明明知道這種發音不一定代表那個對象，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說法。
樊登：對。
鄧曉芒：但是我姑且把它當作那個對象，我教我的孩子，就是把這個東西當成那個對象，於是孩子就學會了。
樊登：這是一種共同的自欺。
鄧曉芒：共同的自欺。
樊登：就是大家都約定把這個叫杯子，其實這肯定不叫杯子。這東西叫什麼不知道，但是大家都互相欺騙，我們都把它叫杯子，就行了。這太有意思了。
鄧曉芒：就相通了，所以意識也好，自我意識也好，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自欺之上的。
自欺實際上是一種符號能力，使用符號的能力。製造和使用符號，它是起源於製造和使用工具，攜帶工具。符號相當於攜帶工具了。我腦子裏面有了那個功能以後，我隨時都可以拿出來，我隨時可以脫口而出。
這就是那個東西，你要不沒有這個稱號的話，你指着那個東西，你說不出來。人家不明白你啥意思。
樊登：對。
鄧曉芒：你一說，大家明白了，因爲大家都認可了這樣的語言功能，所以我的《哲學起步》裏面講到，人是製造，使用和攜帶工具的動物。這個是基點，一個出發點。
但是它的另外一個重要推論，就是人是製造，使用符號的動物。符號就不用說攜帶了，因爲符號本來就是人隨時製造的，就相當於攜帶了。
樊登：對。
鄧曉芒：卡西爾提出過一個命題，就是人是製造，使用符號的動物。我的這個解釋，就跟他的掛起鉤來了。但他沒有追溯到它的根源。
樊登：根源是從工具那兒開始的。
鄧曉芒：對。
樊登：那這個我是誰，就用自欺來解釋嗎？我是誰，我是一個自己欺騙自己的，一個能夠想象出符號的這麼一個人？
鄧曉芒：我是具有一種自欺能力的，具有一種姑妄言之的假設能力的這樣一個主體。
樊登：那這個只是對人做了一個定義。
鄧曉芒：對。
樊登：那究竟每一個個體，像我，樊登，我到底是誰呢？我是一個講書人，還是一個名字？
鄧曉芒：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也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因爲自欺嘛，他是個活的，他是姑妄言之，我是誰，我要搞清我是誰，必須要等着瞧。
樊登：等着瞧？
鄧曉芒：看我自己怎麼做。就是說我們中國人歷來認爲，我是誰，我還不知道？！最瞭解我的就是我自己了。其實不一定，但是我們要知道、要清楚，每個人對自己的瞭解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可以無限深入的過程。
樊登：這就不用回答這個問題了。
鄧曉芒：這也是回答了，就是說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死。
樊登：就是別人以後再問說你是誰，我說等着瞧。
鄧曉芒：對，你看我怎麼做事。我自己也是，我自己要認識自己，也要看我自己下一步怎麼做，或者是在我蓋棺論定之前，我都不能夠完全給自己下一個定義。
樊登：那即便是這麼一個動態的過程，是這麼一個慢慢觀察的過程。觀察些什麼呢？是以這個人做的事來定義他，還是以他的品德來定義他，還是以他所獲得的頭銜和身份來定義他？
鄧曉芒：應該是以主客觀的能動關係，包括我做的事。我做的事，不是說那件事情，而是我做的事情，那麼從那件事情可以看出，可以改變我，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改變了對象，改變了世界，同時也改變了我自己。
所以我是誰，你必須放在這裏，在和客觀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間，我不斷改變世界，不斷改變自己，最後才逐漸逐漸顯示出來。比如說一個人到了年老的時候，他大致上可以知道自己是誰了。
樊登：就會不會是孔子說的，知天命的那個感覺。
鄧曉芒：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歲他大概就知道自己是誰了。
樊登：您現在已經快七十了？
鄧曉芒：我七十一了。
樊登：那您現在搞明白了嗎？
鄧曉芒：我現在搞明白了，但是還不能最後明白，因爲它還可能有變動。
樊登：那您大概說說您是誰？
鄧曉芒：大致說我是一個學者。我現在七十一歲了，我餘生有一個計劃，要做哪幾件事我心裏有底了。而且我只做這幾件事。所以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做，都沒意義了。
樊登：您這說得有點早，萬一是活到一百五，這後邊還有五六十年。
鄧曉芒：一百五不敢想。
樊登：現在很有可能。
鄧曉芒：我想再活二十年。我計劃在二十年中，做的事情滿滿的了，都排滿了，還怕做不完。
樊登：所以，您基本上是一個用自己的事業在定義自己的人。
鄧曉芒：對。
樊登：那可不可以用一個頭銜來定義自己？
鄧曉芒：學者。
樊登：就是它是綜合在一起的。
鄧曉芒：對。
樊登：或者那我是一個父親，我是一個丈夫。
鄧曉芒：那個當然是了，但是那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還是學者，這個也不是我一開始就要做的，從來沒有想到過我要當學者。一直到年輕，青年時代，都還沒想到過。
有人曾經有一次問我，你可以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自己的一生。我說兩個字“農民”。
樊登：爲什麼，你很久都不種地了？
鄧曉芒：不種地但是我爬格子。
樊登：叫筆耕不輟。
鄧曉芒：對，我爬格子相當於插秧，我批改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相當於砍柴。砍了一段漂漂亮亮的柴。我把它做這種比喻，自我感覺是這樣的。
樊登：就是那個農民情結一直在。
鄧曉芒：農民情結。所以我爲什麼把自己排得滿滿的。我就覺得好像自己還在生產隊出工，隊長等會兒來要檢查工作的。
樊登：要工分。
鄧曉芒：你這一天干了多少活，你沒有在偷懶，有這麼一種感覺。這個一般人不會有這種感覺，我覺得恐怕要到一定的年齡了纔會有。
樊登：您給大學的本科生，講這些東西，他們在課堂上什麼反應？說我是誰，說你要慢慢看。
鄧曉芒：還可以，不算很熱烈，因爲講哲學，開始幾堂課爆滿，後來慢慢人有些稀少。但是還是有很多有興趣的。基本上座無虛席，但是沒有像開始那樣擠着擠着站在門外頭。那種情況沒有，後來倒是出了書以後的反應，出乎意料得強烈。
樊登：就這本書《哲學起步》
鄧曉芒：出了以後，放在家裏抱着書看的時候。
樊登：會回味。
鄧曉芒：有時間去想。
樊登：就像您剛剛說我是誰，這是要等着瞧的一件事，我身上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其實我覺得這句話真的太重要了，我們過去說到我是誰的時候，就覺得沒法回答，真是不好定義。實際上，你不需要就回答它，慢慢看。
鄧曉芒：但是還是要放在心裏，因爲這是人的一種本性，就是想要知道自己是誰，這是跟後面的下一個問題，我要到哪裏去有關，就是說你要知道我是誰，你必須要等到，你知道了我要到哪裏去，你纔回過頭來知道我是誰，就是我剛纔講的，我這輩子還有一個很龐大的計劃，要幹這些事情。
這是我願意乾的，不是人家逼着我乾的。這是體現我的自由意志的，又涉及到什麼是自由的問題。
樊登：那有沒有可能您願意幹這件事，是因爲你腦海當中，構思出了一個隊長？
鄧曉芒：肯定是的，跟我的經歷有關。我的經歷在我腦子裏面樹立了一個隊長。
樊登：這種願意會不會是一種自欺的行爲？
鄧曉芒：當然肯定是這樣的。
樊登：也有可能。
鄧曉芒：因爲實際上沒有哪個人逼着你做，我也可以像所有的人一樣，到處去旅遊，我現在已經70多歲了，應該有享受的權利了。
樊登：跳廣場舞。
鄧曉芒：沒有人會說你不該，但是我覺得我自己有一種使命感。我跟老人說，他們都很能領會。就是說我們這一代人，受了這麼多苦，不能白受了，應該有一點結晶的東西，應該有點反應，是個人嘛。
樊登：化學反應，對，最後留下一些東西給後輩。
鄧曉芒：應該留下些東西。
樊登：那您覺得是希望後邊的人少受一些苦嗎？
鄧曉芒：倒也不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現在年輕人也很苦，不亞於我們當年的那種苦。
樊登：這個特別像叔本華講的，他說痛苦的總量是不變的。
鄧曉芒：可能。
樊登：對，就是你在沒結婚的時候，你覺得結了婚肯定就好多了，結果一結婚發現，哇，新的痛苦又產生了。然後你沒買房的時候，你覺得如果買了房肯定不痛苦了，那買了房新的痛苦又產生了。
他說，一個人這一輩子痛苦的總量是一樣的。
鄧曉芒：對，所以我對於痛苦有種親切感，我覺得一個人受苦不見得都是壞事。我之所以做這些事情，並不是說要讓以後的人不受苦，或者像魯迅所講的，我們扛起黑暗的閘門，放年輕人到幸福的天地裏面去，到光明的天地裏。
不一定是這樣。你扛起黑暗閘門，說不定後一代人，有更重的閘門要他們去扛。
於是我把我的東西寫出來，讓他們更有勇氣來對付他們所遇到的困難。
樊登：就人類的挑戰，可能始終都在。
鄧曉芒：始終都在。
樊登：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到哪兒去。
鄧曉芒：就是自由。
樊登：這裏邊您就專門討論了三種不同的自由。
鄧曉芒：對。
樊登：您給大家講講爲什麼分三類？
鄧曉芒：我們對自由經常有不同的理解，有很膚淺的理解，就是爲所欲爲。
還有一種理解就是說我要有理智，要理性地、明智地選擇；還有一種比較高層次的，就是說像康德所講的，自由，實際上是意志的自律。
樊登：意志的自律。
鄧曉芒：自律，自己給自己立法。我這個法是我自己立的，不是別人給我立的。這就叫自由了。所以，自由它是有一個上升的過程。
很多人，包括現在很多哲學家都不理解第三個層次。就是說人爲自己立了法，那還能自由嗎？你就受這個法的限制了。其實那就是真正的自由，那纔是自由。
樊登：“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這個道理。
鄧曉芒：對。
樊登：就是孔子給自己立的法，要比外在的世界立的法要嚴得多。
鄧曉芒：對，但是他也自由得多。
樊登：對。
鄧曉芒：他這纔到了自由的境界，你以前的爲所欲爲，實際上，是受你的動物性衝動支配的。你是不自由的。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種自由是一種非常表面的自由。
樊登：其實你是你慾望的奴隸。
鄧曉芒：對。
樊登：被你的慾望驅使，甚至有時候會做很多傷害自己，傷害別人，或者事後追悔莫及的事。
鄧曉芒：對，當然你也可以像合理的利己主義那樣，用一種明智來安排自己，來選擇自己的、對自己有利的東西，所謂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或者合理的利己主義者，你都可以使自己過得很幸福。但是那實際上歸根結底，還是基於你的利益的考慮和動物性的需要。
所以，你並沒有超出動物性，你還是受一種本能的規律所支配，那還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真正自由應該是精神上的自由，那就是自律。就是我自己給自己定一個規則，我自己得遵守，那就是已經排除了外界的干擾，我不是出於本能，也不是出於利益考慮，我是出於應該，我覺得應該，這就是到達一種道德境界了。
就康德所說的道德法則，我的道德法則是自我立法。我做一個道德的人，是不受任何動物性的東西所幹擾，所影響的，而是我自己願意的。那纔是一個自由人。
樊登：但是這個道德法則，有沒有可能也是一種枷鎖？
鄧曉芒：那就看你是什麼道德法則了。就是說你如果道德法則，是先人給你規定的，聖人給你制定下來的，那有可能是枷鎖。
但是如果道德法則，是出於你自己的理性，像康德所講的，出於所謂的絕對命令。所謂絕對命令，就是說用你的理性去想我的行爲的準則，要能夠成爲一條普遍的法則。就是用孔子話來講，就是“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
當時別人問孔子了。孔子就是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有一言終身行之者。
樊登：其恕乎。
鄧曉芒：其恕乎。
樊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鄧曉芒：因爲這是可以終生持守的，不受任何東西影響。那麼這樣一條法則，是你自己定的法則，恰好說明了你的自由意志。
樊登：就是你的境界比別人高了太多以後，導致你變得更自由。
鄧曉芒：對，也不受任何一般人所受的那種束縛。
樊登：就像我聽過一種解釋說，孔子說四十不惑，其實不是不迷惑的意思，是說不惑於外物，就不被外在的物質所左右，這也是一種境界上升的過程。一直到70歲，他給自己訂立了更高的準則，徹底自由了。
鄧曉芒：對。
樊登：好辯證，說你管自己管得越嚴，你到最後越自由。
鄧曉芒：孔子還是很了不起的，其實這個道理也很簡單，很多人，包括一些西方的一些哲學家，特別是英美哲學家，他們不理解爲什麼人受束縛的時候，還可能是自由的，甚至於可以強迫人自由。
這可能的，其實強迫人的自由的事情，自古以來就有。
比如說，古希臘有個神話，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以後，他不是要回希臘嘛。就在海上要經過一個海峽，那個海峽裏面有很多海妖。
樊登：唱歌。
鄧曉芒：唱歌唱得很好聽，他又想聽那些海妖的歌，但是又怕就是聽入了迷，就會掉到海里去，海妖把你喫掉。他就事先讓水手把自己捆在桅杆上。
樊登：對，綁在那兒。
鄧曉芒：綁在那兒動不了，水手都耳朵裏面塞了蠟，聽不見。他就沒有，他就可以聽到，這就是爲了實現某個目的來束縛自己的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日常生活中都有，我要達到某個目的，我就必須要做有些事情，有些事情不能做。
樊登：實際上，這是一個隱喻。
鄧曉芒：一個隱喻。人爲什麼不能夠束縛自己，爲什麼不能爲了自由來束縛自己，是可以的。所以，這個是很簡單的例子。
當然他那個時候，最後還是爲了一些感官的享受了。
康德就把它提升到純粹理性的這樣一個高度，就是不是爲了任何感官的、感性的東西，而就是爲了堅持理性的原則，自己的行爲的準則，成爲一條普遍的法則以後，它就成爲了一個邏輯上面叫作不矛盾律。
樊登：不矛盾律。
鄧曉芒：不矛盾律，就是符合不矛盾律的，符合邏輯上的同一律的。我還是我，我還是原來那個意志，我把原來那個意志堅持下來了，這個理性的自由。
樊登：所以像康德的那種生活節奏，在我們今天看來，到底是自由還是不自由？就是他每天都準點出來走路，整個鎮上的人，都把康德當成對錶的。他只要一出來，幾點鐘就到了。
鄧曉芒：對。
樊登：這個在我們今天很多人理解來說，這就是一種不自由的狀況，按理說我想幾點出來就幾點出來，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他這一輩子也沒離開過他的家鄉，就每天準點就出來，但是在他看來這是自由的。
鄧曉芒：太自由了。
樊登：太自由了。
鄧曉芒：他很得意，他說我從小體弱多病，我從來沒想到過能活這麼大年紀，他活了80歲。在當時活80歲很不容易的，他居然能活80歲，而且他70多歲還在幹活，還在寫東西，而且他的影響幾百年了。這麼大的影響，他是很划得來的。
樊登：划得來的。
鄧曉芒：他是個自由人。
樊登：自由人。我們得重新理解自由這件事。這三個問題就是哲學，最終極要解決的問題。
鄧曉芒：對。
樊登：就是所有的哲學說來說去，其實逃不開這三個問題。
鄧曉芒：對，當然早期的哲學，它還包含很多問題，比如說科學的問題，像亞里士多德那個時代，包括物理學的問題，後來還包括倫理學的問題，包括美學的問題，包括宗教的問題。這些都歸到哲學來解決，後來慢慢這些問題都獨立出來了。一個一個地獨立出來，它們有它們的解決方案，解決的原則，哲學最後就剩下了一個形而上學。
西方的形而上學剩下一個關於存在的學說，什麼是存在。後來慢慢獨立出來以後，哲學變得很單薄了。到了康德的時代，哲學幾乎就走向衰落，因爲它的所有的功能幾乎都被自然科學取代了。
樊登：被牛頓他們。
鄧曉芒：被牛頓、伽利略他們取代了。所以康德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說他重新復興了西方的形而上學。就是說除了有一個自然形而上學，再一個是道德形而上學。道德形而上學更重要。
他建立了兩個形而上學，一個是自然形而上學，一個是道德形而上學。這個給後代留下了非常廣闊的一個餘地。
樊登：是不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做的，都是道德形而上學方面的東西？
鄧曉芒：對。
樊登：就是在自然的形而上學方面，做出的貢獻沒那麼多。
鄧曉芒：基本上不做。
樊登：不做，基本上不做。
鄧曉芒：或者說他在自然觀上面，他也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看法，一些觀點都是爲道德服務。
所以我把中國整個的哲學，包括老莊、禪宗，全部歸結爲倫理學之後，就是道德形而上學。
樊登：我看中國思想史的時候，因爲很多不同版本的思想史，你發現一直髮展到明清的那個階段，還是在談論先秦的東西。
鄧曉芒：對。
樊登：就是沒有跳出孔子、老子、孟子、莊子這幾個人，中間偶爾就是有一個禪宗冒了一下頭，剩下的沒有太多變化。因爲倫理學的東西可能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達到了巔峯了。
鄧曉芒：對，它倫理形而上學，它必須跟當時的社會狀況相吻合，而這個社會狀況，幾千年以來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就是一種農業自然經濟，家族宗法社會。人與人的關係，就是這樣一種家族式的關係，包括國家，家國天下，全都是按照這一套模式建起來的。
所以，它這個形而上的體系不會變的，只要這個基礎不變，它這個就不變。它本身內部並沒有發生危機，中國形而上學很圓融的。
樊登：就是我們用儒家那套東西，基本還都能hold得住。
鄧曉芒：都能hold得住，都很圓融。
所以，我們的危機，不是形而上學本身的危機，而是時代變了，形而上學要變，是這個問題。西方是形而上學內部的危機。
樊登：沒有創新了。
鄧曉芒：沒辦法創新，你跳不出這個存在，包括海德格爾都是想到最後存在的問題。
樊登：已經到存在與虛無了，存在與時間了。
鄧曉芒：對，還是老問題嘛，亞里士多德就在講這個，你跳不出來，所以你只好否定解構形而上學，後現代基本上就是這個傾向。但是如果沒有形而上學的話，這一些問題都無法解決。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裏去。
樊登：形而上學就是物理學之後，倫理學之後，語言學之後的東西。
鄧曉芒：對，你必須把這個之後的東西，之上的東西要把它講清楚。
樊登：您這本書能夠成爲一本暢銷書，您意外不意外？
鄧曉芒：意外。
樊登：對啊。
鄧曉芒：絕對沒想到。
樊登：很專業的一本書，討論哲學的，竟然能夠成爲一本暢銷書。
鄧曉芒：而且學生在課堂上反應，也不見得很熱烈，因爲這些問題，都是他們也許從來沒考慮過的。你突然一下冒出來會很新鮮，但是他提不出問題，他不知道從何講起。
樊登：我個人分析，就爲什麼您這書會成爲一本暢銷書，包括我們自己在樊登讀書裏邊，也講過很多跟哲學有關的書，但是我們之前讀的，或者講過的跟哲學有關的書，大部分是哲學史書，就是講柏拉圖怎麼說，亞里士多德怎麼說，誰誰怎麼說。
所以，我們是用一種旁觀者的眼光，在看待這些過往的故事而已，但是您這本書沒有引用說，歷史上，他們怎麼說，是直接切入到哲學的本質。
就是你作爲一個人，你要解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是誰，這樣的問題。
所以，今天這個談話談完以後，我才能夠感覺到，這纔是真正地在討論哲學問題，而不是在學哲學史。
鄧曉芒：對，當然以前有個說法，叫哲學就是哲學史，就是說你要進入到哲學，你必須要先了解前人哲學家他們是怎麼想，怎麼考慮問題，他們提出哪些問題。
因爲那些人都是頂尖級的聰明人，他們都不是傻瓜，你想要提出一個他們沒有提出過的問題，基本上不可能。所以你必須先把他們怎麼說，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搞明白。
我寫這本書，其實也是學了哲學史，把自從古希臘到現代，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瞭解了以後，我才能寫得出來。
就是說一些他們的問題，但是不是按照他們那樣說，我按照自己的說法來說。我根據自己的體會來說。
樊登：鄧教授謙虛，他說他只是有所瞭解，其實他是把像康德、黑格爾，這種我們一般人根本啃不下去的書，一個字一個字地做句讀，做下來的功夫。
樊登：您學哲學一共多少年了？
鄧曉芒：應該說我從1969年算起。在鄉下的時候，我1964年下鄉。1969年開始學哲學，看書。
樊登：多少年了，50年，學了50年。那時候，您最早看的哲學書是什麼書？
鄧曉芒：那個時候，看馬列的書看得多，但是馬列的書，也是德國人的思維方式。它跟英美不一樣的，它就是德國思辨哲學那種方式。
我看多了這種書以後，無形中就有一種薰陶和影響，還有那種表述，恩格斯表述特別流暢、簡潔、一語中的。馬克思深奧一些，但是也是非常厲害的。
我就想把這套東西學到，那時候在鄉下沒有任何人請教，我就自己啃，死啃做筆記，做眉批，畫滿了又去買一本，又來做。
樊登：那時候您是高中生還是初中生？
鄧曉芒：初中生。
樊登：初中生自己學哲學。
鄧曉芒：因爲我覺得自己理論水平太低。
樊登：您那時候沒有中考的壓力。
鄧曉芒：所以我那時候是很幸運的，現在很多年輕人都說，哎呀，你那時候真是比我們好，你那個時候可以隨自己的興趣，想學什麼就學什麼。
樊登：對啊。
鄧曉芒：我們現在這都是老師家長逼着你，非得看這個，你不能看那個，沒有自由。我們那時非常自由。你想看哲學，你想看文學——我們看好多小說，在農村看好多小說。那知青帶來的。
鄧曉芒：我們的一個縣下六千知青，而且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家庭，看好多小說，然後就看哲學書。哲學書最開始的知青點裏面也有幾本，後來我就自己買，馬克思、恩格斯，那時候我都買盡了，都看了，包括《資本論》。
我家裏有一套《資本論》，我爸的。我爸還有一個《小邏輯》，黑格爾的。
後來看了很多書以後，我就想要看《小邏輯》了。那一年從春節回長沙，後來返回去的時候，我就帶了一本《小邏輯》。這一年我就看它。
結果大半年就看完了，做了詳細的筆記。
樊登：那會不會一開始看不懂呢？
鄧曉芒：肯定看不懂，看完了都看不懂，做了很多筆記都看不懂，但是有收穫。黑格爾的書特別奇妙，就是說你看不懂你有收穫。你會受到他的那種語氣、語調、節奏的感染。
所以你寫東西也會有那種節奏。我們經常通信嘛，很長的信，一二十頁一封信。
樊登：您大概是中國最有學問的初中生了我覺得，用黑格爾的語氣跟人通信。
鄧曉芒：當然還達不到了，但是無形中受到那種薰染。後來到了90年代的時候，我再回過頭去研究黑格爾，我覺得懂了。
當時不懂，過了一段時間，這段時間我也沒怎麼看，就無形中就懂了。因爲還看了很多別的書，受到一些相互印證，再看以前的筆記，我就懂了。
樊登：我們的聽衆大部分是普通人。
鄧曉芒：對。
樊登：您覺得這個對普通人有什麼好處，普通人爲什麼要學哲學?
鄧曉芒：當初這本書剛出來的時候，有一個雜誌的編輯，我給他寄了一本，寄了一本以後，他過不久給我發個email來說，我九歲的孩子看迷了，他先看,他先抱着看。我就覺得對哲學的興趣，實際上是一個人的天性。
樊登：天性。
鄧曉芒：天性，小孩子最喜歡哲學，但是大人不喜歡他喜歡哲學。
樊登：把它泯滅了。
鄧曉芒：要壓制它,想那些東西沒用，你得考學,你得通過考試，我看你成績怎麼樣。連文學書都不讓看,小說都不讓看，動畫片也不讓看，都有限制。
我們那個時候，這個限制少一些。所以那時候反而沒有壓力，學習沒壓力。
再一個，那時候經常是下農村去學農，到工廠去學工，到工廠，到印刷廠去跟排字工檢字，到農村去挖土。跟社會接觸還多一些。
然後自己想發展什麼興趣，就發展什麼興趣，學校裏面各種興趣班，什麼美術，我每年都是美術班。我那時候酷愛美術。
樊登：您那時候那叫素質教育。
鄧曉芒：是，那時候沒有這個說法。那時候就是說，你想參加哪個班都可以。它有各種各樣的由你選擇。
所以，我跟那些年輕的，後來這些學生們講起這一些，他們都好羨慕。你們那時候好自由，那纔是叫作童年，我們現在叫什麼童年？！所以，做家長的，特別要注意這一點。
樊登：所以做家長的人，也應該關心一點哲學。
鄧曉芒：對。
樊登：是吧，就把自己的天籟的那部分打開，然後讓孩子們能夠有一點形而上學的這種想法，他將來長大了以後，他纔會有更大的夢想。
鄧曉芒：是。
樊登：其實你看愛因斯坦就說，他說我不是什麼天才，我只是九歲的時候，就好奇這個天空。我一直到了老，我也沒忘這事，一直都在好奇。
鄧曉芒：對，這就是一種哲學境界。九歲的時候對天空的那種好奇，絕對是一種哲學的好奇。
樊登：對。
鄧曉芒：我那時候也有，我七八歲的時候就對天空好奇，當時想將來要當天文學家。要當天文學家就得把成績搞好，就是很簡單的想法。
當然後來也沒當成，後來又想當畫家，後來畫家也沒當成，就到農村去當農民。所以我現在的這些衝動，做學問，探討哲學問題，都來自於這一點，來自於我的經歷。
所以我想我們這一代人過去了，後一代人不可能像我們這樣，他們有他們的經歷，他們必須自己去闖出自己的天地。
我們這一代人就這樣交代了，就只能這樣了。
樊登：您還有20年的任務。
鄧曉芒：對，打它20年，說不定還活不到20年。但是我現在的生活有點像康德，安排得非常規律。
鄧曉芒：我每天鍛鍊，早上起來踮腳。
樊登：踮腳。
要踮幾分鐘，這叫出早工。踮完腳就在那裏做一會兒事，然後去喫早飯。喫完早飯以後，就是又做一會兒事情，到11點鐘就去踩橢圓機。我們家買了個橢圓機。
樊登：鍛鍊。
鄧曉芒：鍛鍊。然後下午起來幹一會兒活，就去做划船機，晚上就是做俯臥撐，做完俯臥撐再上牀了。
所以我每天的時間都是說，到點了，現在該幹什麼了。
樊登：那像我們今天安排這錄製，您是不是糾結了好久。
鄧曉芒：打破了。
樊登：打破我的節奏。
鄧曉芒：今天上午的橢圓機就沒法做了，但是我早上還踮了腳。
樊登：我聽完您講您的成長經歷，我覺得現在的父母們，就是非得把孩子打造成一個模子。
鄧曉芒：對。
樊登：那裏邊的東西，套出來都跟別人一樣的冰棍，這覺得這太痛苦了，真的。所以人學哲學，這本書能夠受到這麼多人的歡迎，哲學能夠迴歸到我們的生活當中，其實是一件好事。
鄧曉芒：那當然，應該把小孩子的童心，把它保持住，千萬不要傷害它，他將來會大有發展餘地的，不管他將來幹什麼。
樊登：我們這些成年人讀一些這種書，也是找回童心的一個過程。
鄧曉芒：對。
樊登：就是讓我們活得天真一點。
鄧曉芒：是。
樊登：想象一些形而上的問題，這時候你可能面對生活中的負擔和壓力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個和我的自由比起來，沒那麼重要，和我是誰，我將來想要成爲什麼樣的人比起來，沒那麼重要。
謝謝您給我們帶來這麼生動的一課，讓我們不但學了哲學，還知道了一個哲學家是如何成長的。再次感謝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