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3年，伽利略接受宗教裁判所审问，被迫放弃“日心说”。审判结束后，伽利略小声说：“Eppur si muove.”(但地球确实在转动）
时间拉回现代，东方的愁容骑士不会说Eppur si muove，但他会放下长枪，斜倚着老马，抱起双臂讲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故事。
王小波在我心中无限接近一个骑士的形象，总是提溜着他的长枪，牵着一匹瘦马，和他的风车巨人战到精疲力尽。虽然手持长枪，但小波并不打架，他属于会魔法的那一类骑士。每每在风车前站定，礼貌地鞠上一躬，开始讲那些属于他的故事。
小波很会讲故事，如果说文章如料理，那幽默就是他最得意的手艺。他能用这手艺把所有食材都料理得有盐有味，让人吃得痛快、爽利。读者尝过一次就再不能纵容那些把好酒好菜烹煮得寡淡无趣的糟糕厨子。他的杂文由是如此，总是能换着法儿的幽你一默，但并不显得贫嘴起腻。这是因为，王小波的黑色幽默也是“参差多态”的。有些幽默源于关注点的错位，忽略普世观念中的“大事”而去关注“小事”。比如《肚子里的战争》中那位豪迈的兄弟，被一群胡闹的大夫动错了手术，肠子里的东西从刀口往外冒，险些丧命。但这位兄弟关心的点却在于：怪不得总是吃不饱，原来都顺着肠子冒出去了。有些幽默源于文化的嫁接，把两种大相径庭八竿子打不着的文化在特定语境下糅合在一起交错使用。比如《“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中宋江对戴宗说人人生而平等，而戴宗反过来用文化相对主义劝说宋江继续当他的行货。《东西方快乐主义之我见》中“引用”基督的那句“不要只看别人眼里有木刺，没准儿自己眼里还有大梁呢。”有的幽默源于出人意料的正经，从一个明显荒诞的前提出发，一本正经地进行分析并举证前提的荒诞性。比如《科学的美好》中老师训斥他“就是要整整你这屁眼儿大掉了心的人。”而小波驳斥这句玩笑话的方式是“这就是胡说八道了。谁也不能大到了这个地步。”读者这般一本正经地对小波的幽默进行归纳分类，若是小波泉下有知，也会觉得这事儿特荒诞特幽默吧。这世上总有些碍眼又刺挠的事儿，像是长在脊背上抓不到又摸不着的蚊子包，恼人得不得了，小波时不时的幽默就是一把天降的大痒痒挠。
首先打动人的是幽默，而幽默背后是恳切的呼唤。他崇尚理性，浪漫，科学，还有我们东方文化中长久以来忽略的东西——人的幸福、快乐、个性。有些观点认为王小波西化得厉害，只适合料理西餐，老是在反对中国传统社会普世文化的一切。这样的评价是不严谨的，首先王小波的作品有限，并不够把传统普世文化挨个儿反对个遍，其次中国传统普世文化中也有互相矛盾的观点，你不能说他即反对了矛又反对了盾，也不能说他一样反对了一半儿，这都是不合逻辑的。小波在精神上挨过饿，懂得心灵干渴的滋味。事实上在《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洋鬼子与辜鸿铭》、《极端体验》等多篇杂文中，小波探讨了中西方文化各自的优缺点，以及他对各方文化的态度和消化方式，其中许多观点具有先验性，放在当下仍是一针见血。例如他评价中国人对中外作品的双重态度时说：“杜拉斯的《情人》问世不久，一下就出了四种译本，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国内尚未见到，好评就不绝于耳。我们说，这些将是传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现世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来评判的。这种标准从来不用之于中国人，由此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外国人可以做超越人类的事业，中国人却不能。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判；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判。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另外一个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地评价；而对本国人则当作同种，只有主观的评价，因此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我倒认为，小波的目的不在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读者也不必赞同他的每个观点。他所提倡的，是个体能够独立思考，并从各种文化中都汲取一点儿有营养的东西来滋养自己的灵魂。幽默背后，小波的文章总是如同袜子里的沙砾，可能会硌得你不那么舒服，但总能敦促你从当前“局部最优”的生活里走出来，探寻灵魂更优更美更丰富的栖居地。
小波已经远去了，书山有路，路上有他来过的脚印。而他身后一波一波的后来人，个人自有个人的风车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