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指出，近代感傷詩人的這種對自然的嚮往，在古代素樸詩中是找不到的。
“古代希臘人在描寫自然方面固然極精確，極忠實，極詳細，但這也不過像描寫衣服，傢俱或任何機械的作品一樣，並不對自然事物感到更深厚的同情。”
“他們還就個別現象對自然加以人格化和神化，把自然的作用效果表現爲自由存在的行動，因此，他把自然中的平靜的必然性取消掉了，而這正是對於我們近代人特別有吸引力的地方。他們奔放的想象只穿過自然就跳到人生戲劇上去。只有活的和自由的東西，只有人物和行動以及命運和道德習俗，才能滿足他們。”
席勒解釋了這種現象的原因：
“希臘人在人道中還沒有喪失掉自然，所以在人道以外遇見自然，並不使他們驚奇，他們也沒有迫切的需要，要去尋找足以見出自然的對象。他們還沒有自己與自己分裂，因而自覺爲人是快樂的，所以他們必然堅守人道爲他們的大原則，努力使一切其他都接近這個原則。”
他認爲，在希臘時代，人與外在自然還處在統一體，像魚與水相忘於江湖；人的內在自然（感性與理性）還沒有分裂，人體驗到爲人的快樂，在自己身上就可以認識到自然，所以人所關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道本身，是人物和行動。這是他們的人道主義，所以把自然加以人格化和神化，把平靜的必然轉化爲活動的自由，這正是產生素樸式的心理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