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用短短几十年成就了一個超級經濟體，創造了無數財富神話，這個奇蹟被世界歸因於14億的人口紅利，但同樣擁有這個優勢的印度卻並沒有騰飛，顯然人口紅利不足以說明一切，是中國這片土地上獨有的一些東西在起作用。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沙燁通過《中國企業家的財富責任》演講以獨特的視角剖開了中國資本發展的前世今生，他認爲：中國和中國企業家能有今天，靠的是中國數代人貢獻的無法被定價的80年“犧牲紅利”。
一、中國飛速進階，正帶來難以失控的貧富差距
沙燁老師成長在計劃經濟時代，那時的中國積貧積弱、物資匱乏，少數工人的工資只有十幾塊錢，多數農民穿衣喫飯都難以爲繼，但卻有一個好處——公平，每個人都窮得大致相同。
之後三十年間，中國雷霆發展，一躍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世界上最繁榮的市場。但這種繁榮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性創口——天塹般的貧富差距。
當下的中國仍有數千萬人在溫飽線上掙扎，數億人日夜加班只能維持正常生活，製造業大都還處於利潤微薄的中低端產業，卻誕生了近700位十億美元級富豪，基尼指數超過沙特、英國、美國名列前茅。
中國以美國60%的GDP、40%的民營企業創造了比美國多13%的超級富豪，這種奇蹟是怎樣的土壤孕育的？社會失衡有什麼成因？沙燁老師以歷史和宏觀的角度做了詳細闡述。
貧富差距
二、中國的發展紅利——80多年的全民犧牲
中國的經濟騰飛和造富神話不單單是人口紅利成就的，而是中國數代人任勞任怨的犧牲紅利成就的。自1931年抗戰至今，中國人的犧牲可以分爲三個階段——戰爭的20年，建國初30年，改革開放至今。
20年戰爭，數千萬先輩用生命寫下共和國契約
從鴉片戰爭到抗戰結束，中國遭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漫長、浩大、殘酷的外部侵略，無數仁人志士、平民百姓爲了拯救山河淪陷走上戰場，前赴後繼、浴血奮戰，將熱血和生命灑在這片土地上。
數十年間，整個中國付出了數千萬生命、幾代人的慘痛代價才挽住國家危亡，爭回主權和領，走進新中國。
這種犧牲是用生命完成的，無法以價格定義，總是被人們忽略和遺忘，但如果假設我們現在正在被殘酷殖民、奴役，你肯付出多少錢財換取自由和解放？那就是沒有上限的。
可以說沒有領土和主權完整就沒有中國當下的輝煌，更談不上經濟奇蹟，但爲此付出了最多傷亡的河南、山東、兩湖等地卻並沒有享受到相應的先輩犧牲遺澤，最大的社會紅利反而被損傷最小的北京、上海佔據了。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說，那數千萬的生命不是獻給自己的鄉親和家人，而是獻給全體同胞，獻給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
沙燁老師將先輩們苦苦追尋的主權完整和民族復興形容爲新中國的精神契約，他們流過的血淚和獻上的生命就是蓋在契約上的印章，所有享受這份契約帶來的和平的後世中國人都自然揹負這份民族使命。
建國初30年，兩代中國人將全部個人價值和人生交給了國家
1949年建國時，中國幾乎沒有工業，4億人缺喫少穿，人均GDP全世界倒數。當時的共產體制均分了全國僅有的一點財富，全部人力、物力都被用來發展國家建設。
在舉國體制動員下，我們提升了教育、醫療和工業生產水平，從一個產鋼量16萬、人均壽命40歲、識字率不足1/5的極弱國家發展成鋼產量超過3千萬噸、人均壽命68歲、識字率近4/5的中等國家。
這期間，我們的發展是扁平的，沒有資本激勵，每個人收入都不高，完全靠工人、農民、官員、學者秉承奉獻精神開荒拓土，幾十年如一日勤勉耕耘。
無論紮根邊疆的農民、開油田的焦裕祿、提升糧食產量的袁隆平，還是隱姓埋名在大漠造出兩彈一星的偉大科學家們，他們的貢獻都沒有被市場計價，也無法被計價。
他們堅定繼承民族使命和共和國契約，不計報酬，用三十年甚至更長人生和全部個人價值一點點架起中國的工農、科技框架，爲中國發展打下基礎。但市場經濟的受益人羣中卻沒有他們後代的影子，乘了最大陰涼的是一羣逐利者。
改革開放至今，市場競爭中默默被壓榨勞力的一代又一代
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史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自1978年開始，中國融入全球市場，開啓了坐火箭的三四十年。爲了打開突破口，鄧公在深圳、珠海等地設立特區，開放證券市場，推行私有制、市場化改革。
市場經濟幫助中國打破了發展困境，使無數人在資源和經濟上受益，但也衝擊了數代人堅守的共和國契約，人們不再奉行“奉獻”精神，逐利時代就此開啓。
在改革開放後，深圳、浦東等地拿到了中央的最優政策，藉此吸引了全國最優秀的人才，迅速成長壯大，成爲全國財富最集中、最活躍的地區，到如今已經發展成躋身世界之巔的經濟集羣。
但從本質上看，這些地區並不是通過市場競獲得的資源，而是靠政策傾斜，是中央設計和規劃成就的，背後連着的是千千萬萬根來自全國的輸血管。
建國初的三十年，中國以舉全國體制積累下大量優質勞動力，是世界上擁有最大人才羣體的國家，這一優勢缺導致中國勞動力過剩了近30年。
改革開放後，政府爲推動經濟發展沒有出臺相應的管控政策，擺脫了束縛的資本開始極限壓榨勞動價值，從農民工到富士康員工到白領，數億人拋家舍業在大城市裏奔波勞碌、任勞任怨、常年無休，建起城市裏的高樓大廈，協助資本維持、完善着一切市場運轉機制。
將中國推上快車道，爲資本家賺取海量利潤，但卻只拿到了完全不匹配價值的極低酬勞，成爲付出過度勞動只換來虛假富裕、真實溫飽的人羣。
三、資本界那些看似光偉正，實則自圓其說的自利悖論
企業家們的自傳擺滿書店，演講視頻在網上不時引起熱議，他們樂於宣揚“夢想”、“創業”、“成功”“奮鬥”這樣的字眼，樂於一遍遍解釋“有錢無罪論”和自己擁有財富的正當性。
但市場經濟和財富正當是無懈可擊正確的嗎？如果是，那麼資本無罪，資本家市場競爭中的極限逐利合理，隱性壟斷各憑本事，資本邏輯自洽。但如果不是呢？
沙燁老師以庇古的經濟外部性爲出發點，解釋了經濟活動給社會和他人帶來的非市場性影響，正向外部影響使人受益而沒有收穫，比如中國的高鐵；負向外部影響使人受害而不受懲罰，比如污染物嚴重的化工廠。
企業家的資本無罪論忽略了這種市場經濟的外部性，將一切成就歸於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全民貢獻的公共資源上長出的一朵小花，自詡“引領時代與國家發展”
80多年的“犧牲紅利”對於企業和資本無疑是正外部性的。中國龐大的鐵路、公路交通，通訊網絡，良好低廉的基礎教育都是國民納稅、政府投入，國企低利率或負債運營，默默做着民營企業發展基石。
優越的基礎設施爲諸如阿里、京東、美團、順豐、三通一達等全部互聯網、物流、工農產業提供了發展可能，成爲它們每年數百億利潤、上萬億市值的存在基礎。優越的基礎教育體系爲大疆、騰訊、百度和所有科技、生產企業提供了海量可供選擇的人才，成爲他們的無償人才包。
國企和政府依然守着共和國契約精神，沒有創造出任何富豪，卻位企業發展鋪平了道路。
但企業家談及功績與貢獻時從不吝用“企業引領時代、引領國家發展”這樣的高姿態，鼓吹財富正當性，決口不提被政府和全民分攤掉的超大成本，不承認自己是全民貢獻的公共資源上長出的一朵小花，需要散財反哺社會。
員工養活的企業家，視自己爲養活員工的救世主
企業爲員工提供工作，開出薪酬供他們供養家庭和生活，因而越大的公司就承擔了越大的責任，養活了越多人，這是企業家思維，被他們自己視爲一種社會貢獻，因而產生了“996是福報”這種爭議巨大的論調。
但事實上，員工拿的薪酬不是誰的施捨，是拋家舍業、熬光頭髮的辛勤勞作換來的，與日進斗金的企業家相比，幾千、幾萬的報酬遠遠沒有匹配上辛苦付出和所創價值。
所謂996並不是打工者的福報，而是資本家的福報，沒有企業員工可以另謀出路，但沒了員工企業絕活不下去。
被允許“先富起來”後，暗搓搓截斷後來者的致富路
隨着貧富差距愈演愈烈，小平同志那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了時代創傷，因爲後半句“再帶動剩下的人富起來，實現共同富裕”被那些跑在前面的人遠遠拋諸腦後了。
中國的富豪可以說都是在政策允許和幫扶下富起來的，但大多數人都將成功視爲自己的功勞。當他們把控了大量財富，就開始一邊鑼鼓喧天地宣揚自己的成功論，一邊悄悄將手伸向行業壟斷。
細去看，二十年前中國還不算富裕，但各路創業名人遍佈，現在中國市場已經有當初十倍之大，但出頭的年輕人反而愈加零零星星。中國看起來繁花似錦的經濟，實則正成爲少數人的玩具。
那些踩在80年犧牲紅利之上、享受政策傾斜發展起來的人和地區願意將自己的蛋糕分出來嗎？並不，他們在各種發言中迎合國家風向、大談責任貢獻，實則卻在以既得優勢拼命甩掉後來者。今年全國大會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戰略方針，就是對過度膨脹、過度擴張的資本的一記警鐘。
作爲既得利益者，他們應該爲自己掌控的財富負責任，無論是以配合工資調控等資產再分配方式，還是通過慈善幫助有需要的人，資本狂歡已經結束，報償80年全民犧牲的時候已經來臨，企業家需要踐行共和國契約的時候已然來臨。
西方經過數百積累才完成工業化、成就一些超級富豪，中國用短短三五十年就走完了這段路。中國的企業家不是單憑自己的魄力和能力成功的，而是時代造就的，他們手中的百億財富沾滿了十幾億人的血汗。
無論在金融和經濟市場耍壟斷、傳銷花招還是帶着財富移民海外，都等同於背叛給予他們機會的政府、背叛共和國契約、背叛奉獻了一切的十幾億民衆，背叛培養自己的這片土地。
中國不是資本主義自流地和表演場，留給資本的路只有兩條——自私背叛，等待時代的審判；
積極反哺，融在社會里和諧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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