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书远
——杜甫的立场和人性与康震的立场和人性
上次我写的对康震解读《石壕吏》的问题，是站在假设康震说的官府强抓兵丁是国家正当行为的前提上。即使在这个前提上分析，都得出康震的解读是诡诈欺人，自相矛盾的。
那么这一次再专门讨论一下《石壕吏》中官差强抓百姓服役是否正当正义的问题。
如果站在当时朝廷的立场，以及所有食君禄的人比如郭子仪的立场，那当然是正当正义的。因为既然享受着朝廷的恩泽与荣华富贵，解朝廷之危难符合人性知恩图报的逻辑，哪怕这个朝廷已经腐朽了。人性的逻辑不一定需要崇高伟大的理由为支撑。郭子仪在历史上仍然是功绩卓著的正面人物没有问题，起码他遵循了人性。
即使是站在杜甫的立场上，如果杜甫也支持官府强征兵丁，杜甫的人性照样没问题。因为杜甫是士人，可以免服兵役，混得再差，也是受国家照顾的阶层。受国家照顾的特权阶层，有理由去理解国家的非常行为。
至于站在以老妪一家为代表的普通穷苦家庭，家里穷到媳妇“出入无完裙”，不能见客的这些底层家庭，朝廷的军队也好，安禄山的军队也好，都没什么区别。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恩惠与施舍，相反他们才是真正的生产者，养活了国家，养活着郭子仪、杜甫这些人。而这个国家却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平的环境，还继续让他们雪上加霜，所以朝廷的征兵在他们眼里只有权力的“正当性”，没有价值上的正义性。安禄山只是最终失败了，否则在百姓眼里，无非又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而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朝廷的军队来征兵，他们抵触且无法抗拒，若是安禄山的军队来征兵，他们也一样抵触且无法抗拒。不可能只认官府为“自己的队伍”，而叛军来征兵，就一头撞死。中国历史上叛军那么多，为什么动不动就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到几十万甚至百万之众，就是因为大部分百姓没有什么“谁是自己的队伍”的概念，叛军一来，并不抗拒服从。
如果历史的结果不同，如果安禄山成功了，那么跟随安禄山的百姓，在康震教授口里想必又会被赞美成造反有理的革命群众，而之前强抓百姓服役的官府，一定会与当年抓壮丁的国民党一样被唾弃。
杜甫之所以是伟大诗人，在于他除了有普通人性，还有升华了的人性。他的普通人性是他因为受到国家照顾，所以心底里忠于李唐王朝，希望朝廷打败叛军。而他升华的人性则是他投宿石壕村的那一夜，所见所闻在内心经历的激烈碰撞。他看到老妪一家三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两个都已战死，而官府仍来她家征兵。家中仅有的男丁老翁逃跑，官差大发雷霆，最后老妇请求官差放过他们，她愿意上战场为军士们做饭。
而他杜甫就在旁边，可他是特权阶级，可以不服兵役，自己受着朝廷的恩惠，却眼睁睁看着朝廷的危难最后由这些悲惨的百姓去承担。那一刻，杜甫的心里想必经受着一种来自价值体系的煎熬、质疑，最后化为对老妪一家深深的怜悯及对战争的痛恨。
这就是杜甫之所以是诗人的升华了的人性。
如果杜甫只是冷眼旁观，与石壕吏一样的铁石心肠看待这一切，杜甫的人性也没太大问题。只不过没有升华的人性，只有最基础的人性，只认一个死理：自己受国家照顾，所以理应一根筋支持政府。
人性既可以很崇高，也可以很基础，很低微，但一定有人性的逻辑。
所以康震教授的搞笑就在这里。他肯定没有杜甫升华了的人性，要命的是，他的解读连基础的人性都没有。
一个现代人，又没有食唐朝的君禄，却口口声声“这是咱们的军队，不是叛军的军队”；在没有利益瓜葛的情况下，无条件支持一个已经腐朽的古代朝廷的一切行为，这是一种现代人的犯贱行为。
因为无条件支持唐朝政府的一切行为，所以朝廷对无数百姓家庭造成的痛苦，就被他美化成“只是态度不好”，被他描述成百姓的爱国自愿行为，让百姓从中获得“幸福感”，把一千多年前的悲惨百姓从意志上强奸一遍，这是康震的下流与险恶。
康震，一个现代文学教授，境界远不如一千多年前受封建思想局限的杜甫！
康震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他的言论既没有升华的人性，也没有基础的人性？
有一句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借用这句话，在当今有些文化人那里，一切文学解读都是对现今的指涉。你以为他们只是纯粹地解读文学？错。他们是在有意无意，或者不知不觉地构筑一个话语价值体系，在古往今来的一切资源中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任意打扮，输出他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当然知道他们的心理。
2021年3月22日灯下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