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書遠
《覺醒年代》觀後三題
《覺醒年代》剛剛看過，不錯的劇。一部主旋律電視劇，能吸引我觀看，這就已經是很大的成功。由於中國某些原因，對這類劇不能有過高奢望，而《覺醒年代》已經做到了極致。能夠把百年前的思想爭鳴這些離老百姓柴米油鹽甚遠的東西，拍得這麼有緊張感，這麼引人入勝，殊爲難得，顯示了編導不同尋常的創作才華。鏡頭也極富藝術感。還從來沒有哪一部電視劇能全方位展現五四運動前後的各種思想、勢力的交相輝映、此消彼長的過程，能夠梳理出百年前中國思想歷史走向的變遷與發展脈絡，這部劇是第一部，值得推薦。
啓蒙與救亡
《覺醒年代》最難得的地方，是第一次突顯出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中長期被人們混淆不清的兩個概念：啓蒙和救亡。
這兩個概念，別說普通國人分不清，連一些知識人也是如此。以至於長期以來，這兩個概念被中國人當成了一個概念。而瞭解近現代中國精神思想變遷的人都知道：中國經歷了一段啓蒙與救亡並存，曾經啓蒙是主題，後來救亡漸漸壓倒了啓蒙的過程。劇中反覆通過陳獨秀的“二十年不談政治”，繼而又破戒開始談政治，昭示了百年前中國歷史的這一關鍵性轉變。
當時所謂的啓蒙，就是破除幾千年皇權思想對民衆的奴化，讓人學會重新思考人的意義，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讓民衆對統治者的花招有高度敏感性與警惕性。
而救亡就簡單多了，就是爲了讓國家不被欺負，不至覆亡，走強國路。
有人會說啓蒙的目的也是爲了救亡。這是以人的主觀目的論，以科學的客觀角度看，兩者是兩回事。
我們必須明白一個道理，啓蒙可以作爲救亡的手段，但救亡卻不一定非得通過啓蒙實現。相反，在某些條件下，啓蒙倒有可能妨礙“救亡”。如果僅僅是爲了救國、強國，封建王朝、皇權主義照樣可以做到。中國幾千年歷史，封建主義、皇權主義又不是沒有救亡過、強國過？在某些情況下，讓人民思想簡單一點，保持對封建家長的敬畏，塑造他們臣民式的愛國主義，反倒更容易把民衆凝聚起來，產生最大的集中力量抵抗外侮。而啓蒙，會導致民衆的思想變得複雜多元，人心不齊，會不那麼容易凝聚調度，會總有人質疑和警惕政府的行爲，難以集中力量。
也許有人說皇權主義也救亡那是在古代，而今時代條件不同，皇權主義已經成爲阻礙中國進步的腐朽文化，所以中國要用新的主義救亡。這種思想表面上很馬列，實際上細思極恐。它等於把啓蒙和救亡從兩個並列的位置變成了主從關係，其內在的哲學觀是：新思想、新主義只因爲救亡纔有意義，如不能實現救亡，則一錢不值。而封建主義、皇權文化只因不利救亡才應該推翻，假若時過境遷，變得有利，就應該恢復。
在劇中，陳獨秀對長子陳延年就發表了一次關於歷史條件變遷的辯證主義感想，談自己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談與復古派的爭鬥，也許今天有利的東西，未來會變得不利，今天我們也許是對的，但或許未來我們又成爲錯的。
這很可能是編導的無意發揮，但已經很難得。這個問題其實正中了啓蒙和救亡究竟是二元問題，還是一元問題？如果是一元問題（救亡），啓蒙就不具備價值的絕對性了，就會變動，就會出現上述哲學上的讓人很不舒服的悖論。
後來歷史的發展確實演變成了“救亡一元論”，陳獨秀們開始意識到要砸碎舊世界，要建立組織暴力革命，中國纔有救。五四以後的中國，救亡開始後來居上，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救亡就完全壓倒了啓蒙，因爲救國纔是當務之急，啓蒙只好先放一邊。
所以，啓蒙在中國的時間並不久，對中國人的改變很有限。辜鴻銘在北大對學生的演講振聾發聵：我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的辮子在心裏，是無形的。
無形的東西比有形的東西更加揮之不去。當年我正是讀到辜鴻銘這段話纔對辜鴻銘肅然起敬，這絕對是20世紀中國最深刻的箴言之一，中國人至今都活在這句話的陰影中。
合着辜老的意思，啓蒙有個鳥用，不過換了根無形的辮子，你們心中這辮子反正難以剪除，還不如正大光明恢復帝制。
只要啓蒙真的只被當做手段，就愈發成就了辜鴻銘這句箴言的深刻性。因爲凡是手段都是過眼雲煙，都不會牢固。
今天的許多國人，以爲沒有了三綱五常，以爲口裏換了許多新的現代名詞，幾千年皇權文化所塑造的臣民思想、子民人格就不存在了嗎？不過是辜鴻銘說的成爲無形的辮子罷了。因爲無形，因爲躲在現代的背後，所以更難察覺，更難掃除。
上世紀八十年代，啓蒙又再度復興過，但也爲時不久，對民衆影響不大。今天，還在堅持啓蒙路線的叫“公知”。公知在大陸已經成爲貶義詞，他們的思想理念被認爲是對強國目標的干擾（強國是救亡的進階）。
回顧百年曆史，從啓蒙與救亡的並駕齊驅，到後來擱置啓蒙，救亡爲先，再到今天啓蒙乾脆被一些人視爲救亡（強國）的敵人，今昔對照，如何評價，相信各人心中自有看法。
時代條件各異，今昔各有價值
我對陳獨秀、李大釗其實是欽佩的。欽佩的是他們的人格，他們的精神。如果一個人只欽佩思想觀念上與自己完全吻合的人，那這個人就太狹隘了。不管怎麼說，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主義先驅對拯救中國的赤誠之心是滾燙真實的，精神是高尚偉岸的。
他們處在一個歷史資源很有限的時代，所以只能在黑暗中探索，不像我們今人，已經有了廣闊得多的中外歷史資源。所以對陳獨秀、李大釗們是不能求全責備的，那個時代需要陳、李這樣重主義、重理想的先驅，因爲那個時代還有很頑固的封建保守勢力，只有製造濃重的現代的、反叛的話語強音，才能成爲那個時代的一股清流，能夠迅速凝聚廣大愛國青年的只能是這些精神性的符號，而不是複雜、枯燥的方法論層面的東西（以胡適爲代表）。
但是今天又是時過境遷，由於幾十年來主義、理想、口號的東西已經講得太多，缺的反而是方法論。今天各行各業也有很多“大師”，那些喜歡談理想、談情懷的大師，肯定不如喜歡談操作層面問題的大師受年輕人歡迎，這就是時代演進成熟的結果。所以，在五四那個時代背景下，我對陳獨秀、李大釗是欽佩的，可如果在今天又出現陳獨秀、李大釗一樣的人，我肯定是鄙視的。
科學精神與開放精神
陳獨秀給中國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就是民主與科學。科學的精神就是敢於假設、敢於實驗、敢於質疑、保持開放。我們都知道，科學的流程是先提出假設，然後反覆試驗、試錯、論證，最後得出結論。沒有實驗的科學不叫科學。在五四時代，別說共產主義在中國還只停留在假設階段，就連剛剛取得革命勝利的蘇俄還沒來得及試驗和論證，所以當時的全世界，對共產主義的信任還只是理論階段的”迷之信任“，還沒有上升到科學層次，這是事實，無須諱言。成爲科學的證實，也得等幾十年。這個問題在劇中最後一集通過胡適之口講了出來，而李大釗的回答其實更偏向理想主義與精神的可貴。
尾聲中李大釗還有另兩句臺詞：“百年後的中國會證明我的主張是對的”“社會主義絕不會辜負中國”。
如果是一個謹慎的主旋律導演，可能會避免這樣的臺詞。因爲在價值分裂，階層懸殊的今天，這樣的臺詞有可能引發一些人不同的共鳴，而且李大釗也未必說過這種話，沒必要自造麻煩。但導演以開放的胸襟這樣設計了，我把這種文藝創作稱爲打造“開放性的共鳴空間”，這種“開放性共鳴空間”也不會妨礙自己的主旋律。只有智力極低的觀衆才只能看到臺詞中的主旋律，而感受不到背後“開放性的共鳴空間”。所以這是一部拍得坦蕩真實的主旋律電視劇。就像與人交往一樣，我們更喜歡那些不事雕琢，敢留牛角尖讓人鑽的坦率之人，而不喜歡那些說話總是滴水不漏，讓人抓不到漏洞的人。
2021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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