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棉被下的草尖
最近人文社新出版了兩部反映鄉土中國的小說，一部是邵麗的《金枝》，一部是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這兩部小說都以女性爲主角，一部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爭家庭地位；一部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爭社會地位。前一部在鼓角崢嶸中互虐互殺，最終釋然放下。後一部表面波瀾不驚，水底暗潮洶湧，最後以猝不及防的信任瓦解畫上休止符。
這兩部作品放在一起，我把他們形象的比成一個具體可感的喇叭。如果說《金枝》是從喇叭口逆流而上潮源尋根，那麼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則是滑向敞開的喇叭口方向找出路，這個出路就是當代農村的形勢，這個形勢帶來的變速，也是當代鄉土中國的複雜現實。
這部16萬字的小說故事情節並不複雜，寫了20世紀90年代中原地區的一次村級選舉。官莊村村委會主任孔繁花富有政治智慧，潑辣能幹，一心爲民。按理說她是連任的最佳人選。她積極籌備競選，利用一切民主與非民主的策略，遊刃有餘地周旋於村裏各派湧動的力量。但關鍵時候節外生枝，關乎她連任的計劃生育工作出了亂子，懷孕的李雪娥突然失蹤，這使村裏原有的政治格局失去平衡。一場追逐與逃避，控制與反控制的大戲，在暗流湧動中悄然展開。最後真相大白，原來村委會成員陽奉陰違，連她最信任的、最得力的、視爲接班人的孟小紅竟然不動聲色的在背後捅了她致命的一刀，取代她成功當選。
情節戛然而止，這個結尾彷彿當頭一棒瞬間清醒，也猶如各路遊神瞬間歸位。小說千里埋線。處處設伏。以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細細碎碎的輸入大量農村現實與風土人情。全書時間跨度幾個月，作品中夾雜了城市務工返鄉、計劃生育、農村土地承包、鄉村教育、環境污染、外商投資、鄉村兩極政治結構等話題。可以說是蕪雜龐大，爲中國當代農村拉開了一個長軸畫卷。
但閱讀的過程中總有跳戲的感覺，彷彿不在農村也不在城市。有人把它稱作百科全書式的鄉村中國全書，面對這樣的盛譽，我個人認爲不免誇大其辭。這部小說，寫家族制度、宗法制度及儒家倫理，沒有《白鹿原》的磅礴厚重；寫當代人的生存困惑、文化困惑及社會分化等問題，沒有賈平凹《高老莊》的深度與前瞻性，更有遜於《秦腔》；寫農村家庭的滄桑與靈魂的困頓掙扎，沒有張煒《古船》和路遙《平凡的世界》的細膩和深情。
當然，每個作家都試圖找尋一種區別於其他人的標識，以確定個性的自我。在動物界，適者生存，無論彪悍的獅王還是弱小的水獺，它們在自己的領地都用獨特氣味的釋放來宣誓主權，捍衛勢力範圍。青海湖的破冰，迴歸的斑頭雁絕對是醒目的春天代言。在文學文藝領域，從創作的初始就打上了作者鮮明的個性，在寫作上作者都力圖佔據一個”商標"，以醒目而獨立特行之處，在喧囂的經濟文化市場上推銷自己。
李洱的作品，除了佈局的雜花生樹，最有特色的，在於他詼諧戲虐活潑的語言營造的黑色幽默。他自己冷眼旁觀，卻讓雅俚互滲的革命語句、顛倒黑白的戲虐，看似一本正經的敘事，不着邊際又浮現畫面的語言生髮寓言式的冷幽默意趣，令人忍俊不禁，帶給讀者魔幻式的衝擊。
寫一個鄉土中國的小說一直是李洱的夢想，這鄉土沒有沈從文的淺傷夢幻，沒有陳忠實的沉思與叩問，也不似《紅旗譜》《金光大道》裏描述的鄉土中國。他沒有嚴格鑑定鄉土中國的界限，而是在力圖真實的敘事中，發掘出更爲喧囂的，更多的不可琢磨的不確定性，以展示一個當代中國鄉土小說的新生境界。從這種意義上，李洱的這部作品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農村人。
李洱試圖多角度的去佔領寫作領域，至今創作了300多萬字的小說，主要是寫知識分子的生活，把知識分子放到歷史中去考察命運，比如《應物兄》《花腔》，並譯成了英德法等多種譯本。同時他也開始關注中國農村的變化，就像卡夫卡說的：你活着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就應該用一隻手擋開點兒籠罩着你的命運的絕望，同時用另一隻手記下你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這樣他"雙管齊下"，左手寫農村，右手寫知識分子。這是他唯一的一部寫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
爲什麼他寫這樣一部小說？每個作家都有力求突破自我的行動，莫言寫完最受爭議的《豐乳肥臀》，不願接受記者頻繁採訪。他說採訪一次就得回到那個裏面一次，他想早點脫身，徹底離開那個思維，進行到下一步的創作中。李洱曾在不同場合接受受訪時，幾次提到 “棉被下的草尖"，這句話不也是作者內心期望的一種突破嗎？這也成了他作品先鋒性的一次體驗。
繁花自信十足，巧舌如簧，辦事會把握分寸，隨機應變，但在暗流湧動的權力誘惑爭執中，她摔的極其慘痛，權利對人心的侵蝕到了防不勝防的境地，人與人之間信任一地雞毛。中國是個10億農業大國，在農村有沒有一股真正的精神力量去左右人的價值觀和是非觀，作者顯然也在試探。他理解“那種因爲內在的失衡而導致的普遍的怨恨”，然而怎麼讓“生活在謊言的掩飾下進行真實的變革”，不那麼有普遍的怨恨，又不那麼複雜曖昧。李洱找不到權衡之計，所以他的高明之處就是過濾和還原，呈現荒誕不經的現實，讓讀者和他一起去反思。這個村委選舉，看起來是一場鬧劇，實際上是作者對當代轉型與發展中的中國新農村政治文化的深層思慮。
石榴產自西域，櫻桃產自東洋。石榴樹上結紅櫻桃，這枝幹之間的博弈和糾葛到底是合理，還是荒謬？繁花的故事是悲劇還是喜劇？是她一個人的獨角戲還是精彩的羣演？石榴樹上的櫻桃結的真是令人意外，但細細想想，農民在時代經濟浪潮衝擊下，他們的智慧已經不容小覷。
小說中有個不起眼的細節，前支書要的字幅是“一歲一枯榮”，繁花要的是“一花一世界”，“一歲一枯榮”是寫實的智慧，“一花一世界”是禪宗的世界，包含濃厚的哲學意味，是凡人俗世中所悟出的最高境界。智利詩人聶魯達也寫過這樣的詩“整個大地是一朵花"，那麼這就意味深長了，作者詩裏的“一花”是指繁花個人還是指那代表一切親力親爲，爲百姓謀事的繁花似的傳統幹部？那是個人的小世界，還是一個世界就是一朵花的大世界呢？那個取代她的，能幹的八面玲瓏的孟小紅，是當代新農村理想的新型幹部嗎？
情節反轉起伏，更需要讀者在戲虐反諷中，仔細體會複雜的語境和複雜的現實。
二、性格中庸化，幸耶？哀耶？
小說人物的塑造上，李洱曾說：“我關心人物的性格，要多於關心人物的道德”，縱觀他的作品，人物既不表現大惡，也不表現大善，這是不是一種中庸？以儒家文化爲基礎的整個民族文化心理構建，是很多作家在作品中無意識的滲透，代表有陳忠實《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2018年，84萬字的李洱長篇小說《應物兄》橫空出世，縱橫捭闔、收斂自如，既嚴肅又八卦，既得體又放鬆，情節沒有大波大瀾，人物沒有大悲大喜，衝突沒有魚死網破。但讀者在情節中讀出了孔子的外儒內道，讀出了一進一出的精進與遺憾。可見，傳統的儒家觀念對其創作影響是非常深的。
用表現人性善惡的文學手法觸動心靈體悟，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有相似的體現。像西方經典作品，在塑造人物上愛憎美醜分明，《悲慘世界》中冉阿讓與沙威的對立，《人間喜劇》中老葛朗臺與女兒的對立，《簡愛》中簡與舅母的對立，《巴黎聖母院》中加西莫多與阿斯美拉達的對立，隨時代發展，善惡二元對立的主題漸漸變成形與體之間逆向轉向和融合的關係。中國傳統儒學的中庸之道，是一種發展至今的道德觀。“執其兩端，過猶不及“，在傳統文化認知中，兩個極端都是不可取的，在兩個極端的中間找到一個最爲協調的點，這就是“中"，這個“中"包含了很多的因素：果敢、堅持、恭敬、直率、大義、仁愛。《應物兄》磅礴恢宏，但整部書還是以儒學爲綱，多角度細節化疊加，《論語》《易經》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凌立於文學之空的人物羣像，似乎自語又聽不到吶喊，生如夏花，死如秋葉。這些人物在作者筆下，沒有面目猙獰也沒有完美無瑕。他們帶着活躍與凝滯，在時空中並列前行。與《石榴樹上結櫻桃》中呈現的一樣，有取巧鑽營的，有潦倒失意的，有膽小懦弱的，也有追求理想的。但這些人物身上，你看不到大喜大悲，大惡大奸，這種寫作正如作者自己認爲的：“絕對虛假的寫作和最本真的寫作都有可能導致寫作的無法持續“。這種人物塑造的中庸化，是寫作的一種趨勢嗎？
曾經的鄉土中國傳遞着微微的暖意，沈從文筆下烏托邦式的描繪，令人憧憬難忘。那偏遠貧瘠的山溝裏，林黎勝《消失的山莊》仍然充滿如詩如畫的原生態，《石榴樹上結櫻桃》中，農民的智慧與日俱增，他們不再與世隔絕，但暗湧的矛盾充滿硝煙味，令人充滿壓力與不適。村子裏的兩大姓氏，一姓孔一姓孟。顯然是作家有意爲之，照理說孔孟之道是儒家的一脈傳承，孔繁花被孟小紅取代順理成章，但取代的手段卻是黑料理。這是作者的一種質疑嗎？還是想重塑一種新的價值觀，看來，儒家禮學的繼承與創新的探討，是作者帶給讀者的課後反思。
據說這本書德譯本當年被德國總統默克爾送給溫家寶總理。默克爾是對李洱筆下的中國鄉村感興趣呢，還是以此提示中國總理注重鄉村建設？但是，不爭的事實是，單一的從這本書去了解中國的農村，未免有點盲人摸象。
著名評論家韓石山說：“長篇小說，從本質上說是作家與讀者之間智力的較量。作家在一步一步設圈套，讀者在一步一步解圈套，在解的過程中，消磨了時間，愉悅了性情，同時增加了智力……”
洞悉一個社會，最好是研究一個具體的人物，孔繁花的形象標籤很多：女性、村長、脫貧環保，計劃生育，所以一系列標籤讓他成爲一個時代的顯微鏡，它聚焦了一個時代。但李洱在他理解的中庸支持下，把文化傳統的多元複雜、敏感困惑、隱忍與衝突，時而開放到令讀者感受文字萬馬齊喑的力量，時而又收斂的讓讀者回歸儒學反省的特殊層面。這就像和他同樣畢業於華東師大的格非一樣，他們都是用傳統文化來進行現代的智慧表達。這同門的師兄弟作品放在一起，除卻語言特色的迥然不同，我們僅僅從格非"江南三部"中是不是發現那裏面的人物也是帶着面紗呢？據說有以他們二人爲話題，進行了一場題爲《高校如何培養創作人才》的討論。這種中庸人物的運用是寫作者該效仿的嗎？這種中庸力量是不是我們現實的需要？其中是否有我們需要的精神力量？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個鄉土作家閻連科，他以超凡奇詭的想象，無與倫比的冷俊，縱橫古今，以驚人的寫實盤點整個民族的苦難歷程，批判人性貪婪殘忍，讚揚人性美好高貴，對現實農民的命運，鄉村的政治，幫他們“尋找人生最初的意義”。可以說，他以“苦”的農村故事寫了民族的一部神話。這神話一直昭示人們跳出去跳出去，去拼去拼，向前向前！餘華的《活着》，福貴在歷經大悲大喜之後不也大徹大悟了嗎？《石榴樹上結櫻桃》繁花在既無大喜又無大悲中登場又謝幕，還賠上了丈夫的瘋瘋癲癲。這想告訴人們什麼呢？
所以，小說人物構建，不能“只見高原，不見高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