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孩子個個都是“時間管理”高手。
面對996的節奏，不盤算好一天24小時，真的會讓工作與娛樂相殘殺。
晝夜互替週而復始，精密管理將時間切細。
可若說吋光倒流三百年的大清，也有一羣人將時間管理到分，你肯定不信。
若是不小心將一些時點給精確到分，怕能惹來殺身之禍⋯⋯
知識曾是權力的象徵。
這是史前及封建時代的特色，時間也一樣。
最早最聰明的一些人，從太陽起落中，發現天體運行及時間的某些祕密，
他們似乎也掌握了通天會神的本領。
最早天文星象學者便是執掌祭祀的貴族。
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balabala⋯⋯簡單點說：天文學很快發現了年、月、日、24節氣及12時辰。
然而，這一切都是由誰說了算？
早期由酋長、貴族，稍晚歸於國家皇權。
從上古周“雞人”報時，到漢太史司天到明清時欽天監，無一例外全掌握時間發佈話語。
KPI皆是“以協天紀，以授人時。”
對“天時”的話語權權威，是一個王朝“正統”的標誌。
這也是爲什麼當年金國破城宋汴梁（開封），
非大費人力將數噸重大鐘運到北方。
鐘鳴鼎食不止是富足，是國家象徵。
若非說這銅能鑄錢，只能說是商人之見。
瀋陽城中最早的報時工具就是口金代大鐘。
天命六年(1621)五月，努爾哈赤率後金徵遼東蓋州，發現了這口金代銅鐘。
《滿文老檔祕錄》載：“努爾哈赤諭曰：‘今遣員役將古鐘一口送京，此鍾得自蓋州，系大金天德三年(1151)所造。’”
此鍾原系女真掠自中原，系金代重鑄。
此重六千斤的大鐘，俗稱“盛京定更鐘”。
努爾哈赤遷都盛京，將鍾從遼陽運往瀋陽。
1637年，皇太極建盛京鐘樓，懸掛的就是這口鐘。
晨昏更籌，水火不虞，皆於樓之鐘先教之。
按說銅鐘能響卻不能報時的，那時沒表。
不是有表才能報時，那時有國家欽天監。
清承明制，欽天監掌管天文曆法，確定時間。
地方的稱陰陽官，爲漏刻博士、司晨官員，負責鐘鼓樓定時、換水日晷觀測報更。
若遇盛京大典，這些博士還充當報唱官。
不過，趕上皇帝御臨，多從北京直接帶專業人員來。
1682年，康熙帝東巡盛京祭祖，直接帶着欽天監的外國僱員南懷仁。
當時，從北京到盛京僅欽天監馱運各種測量儀器之馬，就達十匹。
欽天監測報吉時如同“小兒科”，早習以爲常。
國家大祭祀如祭天、祭谷等儀式，時間安排是以“分”計的。
就同這些天文官測報日食的時間一樣，得精確到分秒。
老百姓用是傳統12時辰，一時辰是兩小吋。
其實，中國的時辰下是有“刻”（15分）的。如電視劇常有“午時三刻”（11：45）。
更何況，此時西方鐘錶早入中國，欽天官報時看錶即可。
西方機械鐘錶從明末已經進入中國。
1600年傳教士利瑪竇就將大小自鳴鐘獻給萬曆皇帝。
順治九年七月，傳教士湯若望曾向順治皇帝呈獻一架天球自鳴鐘。
到康熙雍正年間，洋鐘錶早就不算新鮮了。
陪都瀋陽故宮亦有皇帝拔來的西洋鐘錶。
南懷仁擔心的是：博學的康熙問天體數學。
他在瀋陽還測量了南極夾角之類的新數值。
在康熙盛京祭祖中，他提供了充分的天庭數據服務。
甚至“晚間睡於靠近皇帝帳幕”，以便隨時應對天子問尋。
從明後期到康熙朝，鐘錶進入中國至少有百年了。
此時，宮廷洋表數以千計，而且，大清國自己都可仿製洋表。
但時間發佈權仍管理在欽天監之手。
子醜寅卯⋯⋯十二時辰仍是社會主流。
欽天監也越來越專業、要求越來越高。
君權天授，憲天乂民。歷算之學決不能爲一般官庶接觸和研習。
大清規定：“凡算學之教，設肄業生。滿洲十有二人，蒙古、漢軍各六人，於各旗官學內考取。”
欽天監人員選撥多侷限於滿漢蒙各旗人。
漢人若需要考取的“於舉人、貢監生童內考取。”
而且學制五年，簡直就是今天的醫科啊。
在“時間管理”上，沒什麼大師能超越大清。
康熙、乾隆、嘉慶等東巡盛京時，先後帶去洋鍾等珍玩，
充實“陪都宮殿”亦可用於太廟、祖陵典禮祭祀。
清宮中雖早就使用西方鐘錶，但對民衆仍採用傳統計報時方法。
銅壺滴漏、鐘鼓報時。晨鐘暮鼓在瀋陽城幾乎沿用了有清一代。
普通人似乎永遠不知道鐘錶用途、時間的奧祕。
1884年，司督閣在奉天有一次去傳教，人們無意間看見了他腕上的手錶。
有一位老人非常好奇，問：“那玩意有什麼用處？”
“它告訴我們時間。”司督閣回答。
“什麼時間？你說的時間是什麼意思？”
不知時間是何物的普通人，是愚民之治下的生命。
時間只是天文曆法的副產品，與王權存在遙遠又密切的關係。
清入關前在盛京 (瀋陽) 所行曆法以《大統歷》爲基礎。
1644年，大清整體接盤明崇禎用中歐歷算知識剛編好的新曆法。
大明耗十年之功編制的新曆，卻沒能使用，
《清史稿》就此評論：“乃爲新朝改憲之資, 豈非天意哉!”
如此巧合，讓關於時間的一切愈發敏感。
欽天監以外，私編僞造曆書者殺無赦！
曆書不過是日曆冊，無非是24節氣時刻、黃道吉日而已。
這東西民國時叫皇曆，清初時誰若告發有人盜版，可獲獎銀50兩。
“管理時間”與統治規範如此結合在一起。
大清不缺乏精確計算的時間，只是關涉時間的許多東西不屬於私人。
通發各地的日出入晝夜時刻和二十四節氣時刻表，計時也細緻到分。
可每晚七時，瀋陽鐘樓鼓樓仍鐘鼓齊鳴，八門八關依次鳴鑼，關閉城門。
次日早五時，鐘鼓齊鳴，城門打開。
時辰是模糊的時間概念，一夜十小時爲五更。是規馴也是習慣。
然而，一個悄然無聲的變化卻暗暗滋長。
同治時期，沈城的闊綽人家家裏已經擺上了座鐘，出門時衣兜裏要揣懷錶。
以清中《紅樓夢》王熙鳳所言：“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錶（14回）”。大戶人家的僕人也都用上了鐘錶。
這世道明顯着是要出事了。
光緒元年(1875），倫鳳翥在鼓樓南開設天象齋，是瀋陽第一家鐘錶修理店。
此是新潮時尚之變還是社會之變？
1871年，近鄰日本明治天皇下詔改行公曆，剃髮易服，實行24小時計時⋯⋯
1894年、1905年，日本連敗中、俄。
光緒三十四年(1908)，奉天推行新政，不再用鐘鼓報時，舊計時法取消。
24小時計時系統終於跚跚來到瀋陽。
此時，距西方鐘錶進中國已近三百年。
24小時計時的使用，是因爲鐘錶引入嗎？關聯雖在，可顯然不是！
工業革命讓整個世界變成了部大機器，在旋轉轟鳴聲中不斷提速。
時間變得越來越快越來越短，計時也越來越精細。
“從前慢，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
這詩用到24小時制的實施，是同樣的時代感嘆。
而就此剖開舊時代誓死捍衛的“時間話語”，人們看到的是什麼？
僅僅是愚昧虛幻的符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