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韩非综合各派主张为君主定制了高效统治“三件套”。 “法”用来解决君主和普通民众的关系，“术”用来处理君主和臣僚的关系， “势”是“法”“术”得以实现的保障。
2.法家的本质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外儒内法”可以这样解释： “内法”是目标，君主的利益是一切统治行为的出发点； “外儒”是实现的手段，目的是为了实现“内法”。
韩非强调尊君，一切以君主利益为依归，其法治思想也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君主立法，臣下执法，百姓守法。韩非以君主为本的法治，实质上是为了君主利益，法治不过是君主绝对权力实现的工具。当然，在韩非看来，君主与国家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君主就是国家。
韩非不遗余力地维护君主的权力，为君主设想了许多驾驭臣下的方法，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罕见而公开地主张人性自私、自利，将畏权、逐利视为人的一种本能。
韩非死后不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的帝国就建立了，人们很自然地会将韩非思想中的“帝王之术”视为皇权专制的一种理论。韩非思想中确实包含了一些“帝王之术”，韩非的一些主张顺应了已经形成的历史趋势，他为他生活的时代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韩非的主张与诸子百家相同，只不过是在礼崩乐坏，战国纷争时期以自己的学识，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开出的“药方。之后的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朝的制度，使得政治行为中有了一套客观的用人标准，起码在制度上不允许“中饱”阶层为了当官而攀亲戚、走后门，实践了韩非“宰相起于州部，将帅出于卒伍”的主张，这对于维持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言，是非常必要的，这在科举制度之前的政治条件下一定程度地解决了分封制下贵族权利垄断的问题。
近代以来，严复早年主张只有效法西方制度才能够富国强兵，1907年在《政治讲义》当中，他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必须以国情为基础，必须以历史流变为基础，而不能只是遵循一些西人的学说。他指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我们今天读史，尽可能怀有复原历史的态度，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解决方案才能够从中受益，避免以当下的价值体系作为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