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书远
《觉醒年代》观后三题
《觉醒年代》刚刚看过，不错的剧。一部主旋律电视剧，能吸引我观看，这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功。由于中国某些原因，对这类剧不能有过高奢望，而《觉醒年代》已经做到了极致。能够把百年前的思想争鸣这些离老百姓柴米油盐甚远的东西，拍得这么有紧张感，这么引人入胜，殊为难得，显示了编导不同寻常的创作才华。镜头也极富艺术感。还从来没有哪一部电视剧能全方位展现五四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想、势力的交相辉映、此消彼长的过程，能够梳理出百年前中国思想历史走向的变迁与发展脉络，这部剧是第一部，值得推荐。
启蒙与救亡
《觉醒年代》最难得的地方，是第一次突显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长期被人们混淆不清的两个概念：启蒙和救亡。
这两个概念，别说普通国人分不清，连一些知识人也是如此。以至于长期以来，这两个概念被中国人当成了一个概念。而了解近现代中国精神思想变迁的人都知道：中国经历了一段启蒙与救亡并存，曾经启蒙是主题，后来救亡渐渐压倒了启蒙的过程。剧中反复通过陈独秀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继而又破戒开始谈政治，昭示了百年前中国历史的这一关键性转变。
当时所谓的启蒙，就是破除几千年皇权思想对民众的奴化，让人学会重新思考人的意义，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让民众对统治者的花招有高度敏感性与警惕性。
而救亡就简单多了，就是为了让国家不被欺负，不至覆亡，走强国路。
有人会说启蒙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亡。这是以人的主观目的论，以科学的客观角度看，两者是两回事。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启蒙可以作为救亡的手段，但救亡却不一定非得通过启蒙实现。相反，在某些条件下，启蒙倒有可能妨碍“救亡”。如果仅仅是为了救国、强国，封建王朝、皇权主义照样可以做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封建主义、皇权主义又不是没有救亡过、强国过？在某些情况下，让人民思想简单一点，保持对封建家长的敬畏，塑造他们臣民式的爱国主义，反倒更容易把民众凝聚起来，产生最大的集中力量抵抗外侮。而启蒙，会导致民众的思想变得复杂多元，人心不齐，会不那么容易凝聚调度，会总有人质疑和警惕政府的行为，难以集中力量。
也许有人说皇权主义也救亡那是在古代，而今时代条件不同，皇权主义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腐朽文化，所以中国要用新的主义救亡。这种思想表面上很马列，实际上细思极恐。它等于把启蒙和救亡从两个并列的位置变成了主从关系，其内在的哲学观是：新思想、新主义只因为救亡才有意义，如不能实现救亡，则一钱不值。而封建主义、皇权文化只因不利救亡才应该推翻，假若时过境迁，变得有利，就应该恢复。
在剧中，陈独秀对长子陈延年就发表了一次关于历史条件变迁的辩证主义感想，谈自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谈与复古派的争斗，也许今天有利的东西，未来会变得不利，今天我们也许是对的，但或许未来我们又成为错的。
这很可能是编导的无意发挥，但已经很难得。这个问题其实正中了启蒙和救亡究竟是二元问题，还是一元问题？如果是一元问题（救亡），启蒙就不具备价值的绝对性了，就会变动，就会出现上述哲学上的让人很不舒服的悖论。
后来历史的发展确实演变成了“救亡一元论”，陈独秀们开始意识到要砸碎旧世界，要建立组织暴力革命，中国才有救。五四以后的中国，救亡开始后来居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就完全压倒了启蒙，因为救国才是当务之急，启蒙只好先放一边。
所以，启蒙在中国的时间并不久，对中国人的改变很有限。辜鸿铭在北大对学生的演讲振聋发聩：我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的辫子在心里，是无形的。
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东西更加挥之不去。当年我正是读到辜鸿铭这段话才对辜鸿铭肃然起敬，这绝对是20世纪中国最深刻的箴言之一，中国人至今都活在这句话的阴影中。
合着辜老的意思，启蒙有个鸟用，不过换了根无形的辫子，你们心中这辫子反正难以剪除，还不如正大光明恢复帝制。
只要启蒙真的只被当做手段，就愈发成就了辜鸿铭这句箴言的深刻性。因为凡是手段都是过眼云烟，都不会牢固。
今天的许多国人，以为没有了三纲五常，以为口里换了许多新的现代名词，几千年皇权文化所塑造的臣民思想、子民人格就不存在了吗？不过是辜鸿铭说的成为无形的辫子罢了。因为无形，因为躲在现代的背后，所以更难察觉，更难扫除。
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又再度复兴过，但也为时不久，对民众影响不大。今天，还在坚持启蒙路线的叫“公知”。公知在大陆已经成为贬义词，他们的思想理念被认为是对强国目标的干扰（强国是救亡的进阶）。
回顾百年历史，从启蒙与救亡的并驾齐驱，到后来搁置启蒙，救亡为先，再到今天启蒙干脆被一些人视为救亡（强国）的敌人，今昔对照，如何评价，相信各人心中自有看法。
时代条件各异，今昔各有价值
我对陈独秀、李大钊其实是钦佩的。钦佩的是他们的人格，他们的精神。如果一个人只钦佩思想观念上与自己完全吻合的人，那这个人就太狭隘了。不管怎么说，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先驱对拯救中国的赤诚之心是滚烫真实的，精神是高尚伟岸的。
他们处在一个历史资源很有限的时代，所以只能在黑暗中探索，不像我们今人，已经有了广阔得多的中外历史资源。所以对陈独秀、李大钊们是不能求全责备的，那个时代需要陈、李这样重主义、重理想的先驱，因为那个时代还有很顽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只有制造浓重的现代的、反叛的话语强音，才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一股清流，能够迅速凝聚广大爱国青年的只能是这些精神性的符号，而不是复杂、枯燥的方法论层面的东西（以胡适为代表）。
但是今天又是时过境迁，由于几十年来主义、理想、口号的东西已经讲得太多，缺的反而是方法论。今天各行各业也有很多“大师”，那些喜欢谈理想、谈情怀的大师，肯定不如喜欢谈操作层面问题的大师受年轻人欢迎，这就是时代演进成熟的结果。所以，在五四那个时代背景下，我对陈独秀、李大钊是钦佩的，可如果在今天又出现陈独秀、李大钊一样的人，我肯定是鄙视的。
科学精神与开放精神
陈独秀给中国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科学的精神就是敢于假设、敢于实验、敢于质疑、保持开放。我们都知道，科学的流程是先提出假设，然后反复试验、试错、论证，最后得出结论。没有实验的科学不叫科学。在五四时代，别说共产主义在中国还只停留在假设阶段，就连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苏俄还没来得及试验和论证，所以当时的全世界，对共产主义的信任还只是理论阶段的”迷之信任“，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层次，这是事实，无须讳言。成为科学的证实，也得等几十年。这个问题在剧中最后一集通过胡适之口讲了出来，而李大钊的回答其实更偏向理想主义与精神的可贵。
尾声中李大钊还有另两句台词：“百年后的中国会证明我的主张是对的”“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如果是一个谨慎的主旋律导演，可能会避免这样的台词。因为在价值分裂，阶层悬殊的今天，这样的台词有可能引发一些人不同的共鸣，而且李大钊也未必说过这种话，没必要自造麻烦。但导演以开放的胸襟这样设计了，我把这种文艺创作称为打造“开放性的共鸣空间”，这种“开放性共鸣空间”也不会妨碍自己的主旋律。只有智力极低的观众才只能看到台词中的主旋律，而感受不到背后“开放性的共鸣空间”。所以这是一部拍得坦荡真实的主旋律电视剧。就像与人交往一样，我们更喜欢那些不事雕琢，敢留牛角尖让人钻的坦率之人，而不喜欢那些说话总是滴水不漏，让人抓不到漏洞的人。
2021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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