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靜睿的讀書就是她的成長，書讀的很透，她出了一本談自己所讀之書的書：《死於昨日世界》。對於書名，她說：“這本書斷續寫了五六年，出版前有兩個待選書名，一個是《總而言之不醒》，一個是《死於昨日世界》，都是書中篇目的名字，分別寫沈從文和茨威格。”
你看她這個文集，其實談茨威格、談沈從文並不多。然鵝，她很認真的思考：“茨威格遠離歐洲，‘出於自願和理智的思考’，他和妻子緊握雙手，服用鎮靜劑自殺身亡，在他留下的諸多著作中，有一本不那麼起眼，叫《異端的權利》。沈從文則在混混沌沌中活到八十六歲，差一點獲得諾貝爾獎，在經歷了難以定義的動盪一生後，沈從文死時擁有一些本就從他那裏粗暴奪走的東西：財產、聲名、尊重……諸如此類，勉強說起來，他也算死得平靜。”
開篇幾章，她其實通過閱讀展開自己的寫作主張，譬如張愛玲。閱讀史上或者乾脆說是文學史上有一些很重要的現象：一些小說是這樣的，作品戰勝了作家，細節戰勝了主題。張愛玲《談自己的文章》說：“寫小說應當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就說《戰爭與和平》吧，托爾斯泰原來是……結果卻是故事自身的展開戰勝了預定的主題。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預定的主題受到了懲罰。終於剩下來的主題只佔插話的地位，而且是全書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和《復活》比較，《戰爭與和平》的主題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後者仍然是更偉大的作品。至今我們讀它，仍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現代文學作品和過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這一點上，不再那麼強調主題，卻是讓故事自身給它所能給的，而讓讀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李靜睿長篇小說《慎餘堂》的創作就來自與她的閱讀。
《慎餘堂》基本不依靠什麼情節，但是作者很耐心地想把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復原出來，並貼在歷史的線索上。這歷史就是大家都公認並接受的教科書的歷史敘述。可是，阿爾都塞的“症候閱讀法”，作者沒有寫出來的要大於已寫出來的，我們找她的空白，讀出深層的蘊意。
偏遠的西南川蜀之地、大山深處鹽城自貢（書中叫孜城，也是作者家鄉），42歲的主人公鹽商餘立心每年花50兩白銀訂閱報紙《大公報》，卻需要五天以後才能抵達孜城，“《大公報》從天津發到省城再快馬送到孜城，已是五日之後，因中途幾次轉手，有些小字被油墨糊掉，餘立心怕消息遺漏，索性訂了十份，無論如何能湊出一張完整報紙，算上馬錢人錢，這報紙一年花掉他五十兩白銀。”鹽商們通過報紙掌握時局、天下大勢。因爲他們處的時代開局正是“小皇帝退位的那日”。 這個城也是當日中國的隱喻：“城中除了大戶鹽商，沒人家中置有鐘錶，他們渾然不知自己的時間，相較於歷史已晚點五日，至少五日。”
遲了五日的報紙上，餘立心只傾心梁任公的文章，這就是作者有意凸顯梁任公了。要說的是，許多近現代之交的歷史敘述大多都把梁啓超的線索抹殺了，譬如《覺醒時代》，而《走向共和》雖展現卻不夠。這部書刻意點染梁啓超，也算是作者的新發明，盡力還原。
用細節堆積，日常生活的交往，這樣川菜就在小說中華麗登場了（這是古典小說《紅樓夢》的滋潤）。不過我倒是認爲川菜那時候並不是她鋪陳的如當今電視那樣奢華的美食（看英國作者扶霞的《川菜》《魚翅與花椒》就知道了，川菜原本不如現在這樣）。美食是鹽商家族的奢華，也是歡聚、離別的人生況味、時代的調劑品。如：
船艙深處更有一大包雪白魚籽鹽，顆粒滾圓，每粒均有指尖珍珠大小，鹽包上 用水墨畫有魚形，以示區別。這是慎餘堂獨創技藝，最爲費時費工，竈房裏能熬這種鹽的老工人已不過十個。魚籽鹽談不上市價，因爲慎餘堂每年也不過自制自銷，廚房裏大師傅也只有或清明端午中秋春節，或家中宴客，用此鹽專做一桌子鹽幫菜。這一包重百斤，說是專供下江軍政要人，船上兩名鹽警配有步槍，連餘立心也不得上船。
凍雨漸停，胡松收起長柄黑洋傘，扶余立心走上岸邊青石臺階，問道：“父親，去了這包魚籽鹽，我們自己廚房今年可也沒有餘貨，大少爺二少爺都說是要回來，這年夜飯到底怎麼安排？哪個的面子恁大？”餘立心搖搖頭，說：“不曉得，陳俊山安排的，他也不說。年夜飯隨便弄一桌便是，濟之怕是過了正月纔回得來，達之已來了信，說要先去北京幾日。
開場，已是百般鋪敘，孜城環境，鹽場歷史，穿梭的人物就穿插在穿城而過的江船之上穿梭。先是一對父子，子是養子，不是親生，親生的除過本書主人公女兒餘令之在身邊外，其餘兩個哥哥餘濟之、餘達之盡在外地，而這個年夜飯也將很特別：時間是“小皇帝退位那日，已是臘月二十五”，距離辛亥年只有5天，那麼就是孜城的春節了。孜城人的年夜飯、餘家人的年夜飯怎麼擺？紛紛搶奪鹽稅而不斷襲擾鹽商大戶的各路卑劣軍閥，焦點似乎在這裏，但是餘立心心頭縈繞的卻還是《大公報》和梁任公：
餘立心翻到《大公報》頭版，上稱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遜位詔書，已將草案交袁世凱審閱。雖說兩三月間各地陸續獨立，小皇帝退位已成定局，餘立心反覆讀完那四版報紙，卻依覺茫然，挑開轎簾暗中四顧，孜城不辨輪廓，只孜溪河上隱約有光，那是歪尾船船艙中的燈火。
俯拾皆是這種環境與人物內心融爲一體的描寫，環境襯托心境，心境映照環境，同時情節就在這裏暗轉迴環。再比如：
獨立那日餘立心開始並沒有去。他清晨即起，叫周圍侍奉的人都退散下去，自己用炭爐燒罐中雨水，泡一壺香片，擺一碟孜城特有的火邊子牛肉，然後坐在院中梧桐樹下的藤椅上，讀兩卷梁任公，“凡因習慣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體者常危。請言其理。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掃古來相傳之國憲，取國家最高之目的，而置諸人民之仔肩矣。而承此大暴動之後，以激烈之黨爭，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會勢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
一般人可能都沒有耐心看下去這個小說，還好，作者並不追求通俗，不讓更多的人去追捧。她是按着她次第日常的貼地式的理解去一步步營造就足矣！自貢城的水色氤氳的氣氛，和人物低落的挫敗十分融合。把握老到，如熬煮多日的咕咕咚咚的老湯。這種環境描寫，本身就含有畫面，含有聲音，也就是塔爾科夫斯基所說的一種電影感覺：“在我成長的地方，雨畢竟是電影的景色，在俄國有的是那漫長、陰鬱、下個不停的雨。就說我愛好自然好了——我不喜歡大城市，每回我遠離了琳琅滿目的現代文明產品，我都覺得快樂無比；同樣的，我在俄國每次住在距離莫斯科三百公里之遙的鄉間房舍時，我也感到好極了。雨、火、水、雪、露、吹襲地面的風——都是構成我們居住的環境、甚至我們生命的真理的重要元素。”
偏遠的四川與風暴眼中心的北京建立起聯繫，就是這份遲到五日的報紙，還有遲遲不歸的孩子餘濟之餘達之，這樣就把歷史框架和人物細節關係都建立了。餘立心躲避孜城戰亂，逃向北京。到北京四處打探關係，既是他重建關係也是重述近代，書中便借一位記者林遠生之口，大談時局，袁世凱的反覆，二十一條怎麼籤，宋教仁案的疑點，甚至下巴頦上有着一顆黑痣的毛潤之因母親生病不能留法取道津沽返鄉也隆重登場，等等。
小皇帝一退位，不說孜城人六神無主，就連京城也是一樣。軍界、政界，一片混亂，袁世凱模棱兩可、梁任公也是從保皇到反對稱帝，搖擺不定，當然，大的情節需要十章的篇幅來鋪敘，鹽商餘立心在社會轉型之際究竟是選擇袁世凱的稱帝之路還是蔡鍔將軍的反袁之道，決定了這個人的悲慘命運。蔡鍔的老師，用寫梁任公來呈現，當然最大的驚喜就是從餘立心的角度寫到的“孫文”：“水至清則無魚，國史三千年，從來如此，只有如此這般草莽之人，方能成事……遠的不說，革命黨內前有黃興，後有宋教仁，那又如何？最終站在臺面上的，還不是一個孫文……蔡將軍自是年輕有爲，智識、謀略、勇氣、無不一等一，但一等一的人，在中國向來是行不通的，國人見識低劣，同行又不知倫理……”（P172）
這一段裏又融匯了餘立心兒女們的人生大事，長子與林遠生、胡松的同性之戀，楊度的歪理邪說蠱惑人心，孫文南下從重起爐竈，四川軍閥與雲南滇軍的反覆爭奪，次子餘達之從日本回國接管家業卻潛心研製炸藥，一心想要在孜城複製日本國明治前夕的“大逆之變”，日本革命家女兒千夏（鈴木）隱身孜城、一前一後的兩個美國人來孜城傳教，修建醫院，這些大的歷史章節配合着令之、林恩溥、嚴餘淮三角的情深意長與情感的舉棋不定以及後來輕許婚姻，導致令之孩子在小舅舅的實驗中突然被莫名炸死，等等，至此，小說進入順暢淋漓的情節推進，如果說要傳統小說的高潮的話，那就是汪啓舟登場後對令之的引領，直至五四街頭運動。
寫到新人物汪啓舟的出現，帶令之入京讀書，寫到北大，寫到火燒趙家樓，就有點茅盾小說《蝕》與《虹》的套路了，如坐火車三等座，到漢口遣僕這樣的革命現實主義情節，女性如何融入社會潮流。但不同於茅盾的是，令之只作自己，因爲她已“死”過一回，帶着復仇，重新返回孜城，她給林恩溥的那封信就表達了作者李靜睿與茅盾讓女性投身時代洪流的不同，那是一種不確定性：“也許我回來，在孜城建學堂，也許我不回，在京城做記者，也許我會去不知何處，做不知何事。”
革命的洪流或許就是托爾斯泰修改《戰爭與和平》7遍之後的遺憾：“就說《戰爭與和平》吧，托爾斯泰原來是想歸結到當時流行的一種宗教團體的人生態度的，結果卻是故事自身的展開戰勝了預定的主題。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預定的主題受到了懲罰。終於剩下來的主題只佔插話的地位，而且是全書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沒有新的主題去代替它。因此寫成之後，托爾斯泰自己還覺得若有所失。”張愛玲認爲：“文學史上素樸地歌詠人生的安穩的作品很少，倒是強調人生的飛揚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還是在於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啓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飛揚的作品也許是指矛盾們的作品，李靜睿顯然要逃脫那個欲拉住自己的皮筋，所以令之信裏纔對林恩溥說：“你說得對，時代滾滾而來，你我無從預計，我們各盡努力，讀書、燒鹽、種樹，你說等我，那你便等着，這是你的人生，我無從置喙，就像我的人生，你也不可多語。”
說實在的，張愛玲真是預測了後來革命小說的命運：“鬥爭是動人的，因爲它是強大的，而同時是酸楚的。鬥爭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諧，尋求着新的和諧。倘使爲鬥爭而鬥爭，便缺少回味，寫了出來也不能成爲好的作品。我發覺許多作品裏力的成份大於美的成份。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
回到《慎餘堂》上，李靜睿，卻也是抓住大時代下平常人的動盪與選擇，做到靜水深流，睿而卓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