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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ry, my phone died."
"It's nothing. I'm fine."
We hear anywhere from 10 to 200 lies a day. And we spent much of our history coming up with ways to detect them, from medieval torture devices to blood-pressure and breathing monitors.
But although such tools have worke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most can be fooled with enough preparation, and none are considered reliable enough to even be admissible in court.
But, what if the problem is not with the techniques, but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that lying spurs physiological changes?
What if we took a more direct approach, us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to analyze the lies themselves?
On a psychological level, we lie partly to paint a better picture of ourselves, connecting our fantasies to the person we wish we were rather than the person we are.
A technology known as linguistic text analysis has helped to identify four such common patterns in the subconscious language of deception.
First, liars reference themselves less when making deceptive statements.
They write or talk more about others, often using the third person to distance and disa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their lie.
Which sounds more false: "Absolutely no party took place at this house," or "I didn't host a party here."
Second, liars tend to be more negative, because on a subconscious level, they feel guilty about lying.
For example, a liar might say something like, "Sorry, my stupid phone battery died. I hate that thing."
Third, liars typically explain events in simple terms since our brains struggle to build a complex lie.
Judgment and evaluation are complex things for our brains to compute.
As a U.S. President once famously insisted: "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
And finally, even though liars keep descriptions simple, they tend to use longer and more convoluted sentence structure, inserting unnecessary words and irrelevant but factual sounding details in order to pad the lie.
Let's apply linguistic analysis to some famous examples. Take seven-time Tour de France winner Lance Armstrong.
When comparing a 2005 interview, in which he had denied taking 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 to a 2013 interview, in which he admitted it, his use of personal pronouns increased by nearly 3/4.
Not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following two quotes.
First: "Okay, you know, a guy in a French, in a Parisian laboratory opens up your sample, you know, Jean-Francis so-and-so, and he tests it.
And then you get a phone call from a newspaper that says: 'We found you to be positive six times for EPO.' "
Second: "I lost myself in all of that. I'm sure there would be other people that couldn't handle it, but I certainly couldn't handle it, and I was used to controlling everything in my life. I controlled every outcome in my life."
In his denial, Armstrong described a hypothetical situation focused on someone else, removing himself from the situation entirely.
In his admission, he owns his statements, delving into his personal emotions and motivations.
But the use of personal pronouns is just one indicator of deception.
Let's look at another example from former Senator and 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hn Edwards:
"I only know that the apparent father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the father of the baby.
I also have not been engaged in any activity of any description that requested, agreed to, or supported payments of any kind to the woman or to the apparent father of the baby."
Not only is that a pretty long-winded way to say, "The baby isn't mine," but Edwards never calls the other parties by name, instead saying "that baby," "the woman," and "the apparent father."
Now let's see what he had to say when later admitting paternity: "I am Quinn's father. I w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provide her with the love and support she deserves."
The statement is short and direct, calling the child by name and addressing his role in her life.
So how can you apply these lie-spotting techniques to your life?
First, remember that many of the lies we encounter on a daily basis are far less serious than these examples, and may even be harmless.
But it's still worthwhile to be aware of telltale clues, like minimal self-references, negative language, simple explanations and convoluted phrasing.
It just might help you avoid an overvalued stock, an ineffective product, or even a terrible relationship.
“对不起，我的手机坏了。”
“没什么。我很好。”
我们每天听到10到200个谎言。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想出检测方法，从中世纪的刑具到血压和呼吸监视器。
但是，尽管这些工具在某些情况下起了作用，但大多数工具都可以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愚弄，而且没有一种工具被认为是可靠的，甚至在法庭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如果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说谎会刺激生理变化这一基本假设呢？
如果我们采取更直接的方法，用传播学来分析谎言本身呢？
在心理层面上，我们撒谎部分是为了更好地描绘自己，把我们的幻想与我们希望成为的人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我们现在的人联系起来。
一种被称为语言文本分析的技术已经帮助识别了潜意识欺骗语言中的四种常见模式。
首先，说谎者在作欺骗性陈述时较少提及自己。
他们多写或谈论别人，经常用第三人称来疏远和脱离谎言。
这听起来更假：“绝对没有派对在这房子里举行，”或“我没有在这里举办派对。”
其次，说谎者往往更消极，因为在潜意识里，他们对说谎感到内疚。
例如，说谎者可能会说“对不起，我愚蠢的手机电池没电了。我讨厌那东西。”
第三，说谎者通常用简单的术语解释事件，因为我们的大脑很难建立一个复杂的谎言。
判断和评价对我们的大脑来说是很复杂的事情。
正如一位美国总统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
最后，即使说谎者保持简单的描述，他们倾向于使用更长和更复杂的句子结构，插入不必要的词和不相关但听起来真实的细节，以填补谎言。
让我们用语言学分析一些著名的例子。以七届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兰斯·阿姆斯特朗为例。
他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否认服用了兴奋剂，而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承认服用了兴奋剂。在这次采访中，他使用人称代词的次数增加了近3/4。
请注意以下两个引号之间的对比。
第一句：“好吧，你知道，一个法国人，在巴黎的实验室打开你的样本，你知道，让·弗朗西斯某某，他测试了一下。
然后你接到一家报纸的电话说：“我们发现你对EPO有六次阳性反应。”
第二：“我在这一切中迷失了自我。我肯定会有其他人不能处理它，但我肯定不能处理它，我习惯于控制我生活中的一切。我控制着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结局。”
在他的否认中，阿姆斯特朗描述了一个以其他人为中心的假想情况，使自己完全脱离了这种情况。
在他的承认中，他承认了自己的陈述，深入研究了自己的个人情绪和动机。
但人称代词的使用只是欺骗的一个标志。
让我们看看前参议员、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的另一个例子：
“我只知道表面上的父亲公开说他是孩子的父亲。
我也没有从事任何要求、同意或支持向妇女或婴儿的父亲支付任何款项的活动。”
这不仅是一个相当冗长的方式说，“孩子不是我的”，但爱德华兹从来没有叫对方的名字，而是说“那个孩子”，“那个女人，”和“明显的父亲。”
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后来承认父子关系时说了些什么：“我是奎因的父亲。我将尽我所能为她提供她应得的爱和支持。”
这句话简短而直接，直呼孩子的名字，说明他在孩子生活中的角色。
那么，你如何将这些测谎技巧应用到你的生活中呢？
首先，请记住，我们每天遇到的许多谎言远没有这些例子严重，甚至可能是无害的。
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能说明问题的线索，比如最少的自我暗示、消极的语言、简单的解释和复杂的措辞。
它可能会帮助你避免高估的股票，无效的产品，甚至糟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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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常常地，我想做一个愚不可及的人。
做个愚不可及的人。不对人撒谎，哪怕是和自己最利害相关的人。可以沉默，可以离开，但决不让违心的话出口，即使那些话就在嘴边。
做个愚不可及的人。上树去摘高高飘挂着的塑料袋，给地铁门口的乞丐一个苹果，和路边的孩子尽情嬉戏，给刚刚在超市认识的人手机号码，并且请他去家里喝茶。
做个愚不可及的人。半夜打电话告诉某人我多么想他，挨了骂对骂的人道声辛苦，在公共汽车上替人买票，跟随着一个看起来有些痴呆的老人直到他安全回家。
做个愚不可及的人。不写一个没有来源的字，不出一本无聊炒作的书，一笔笔，一行行，一页页地写着自己的文章，稿子寄出去就不再关心它的结果，稿费有多少从来就不做统计。没有一丝名利双收的虚荣幻想，只要能写着自己喜欢写的东西，就是最大的满足和快乐。
做个愚不可及的人。忏悔的时候对着一千张蔑视的脸也承认自己的错，坚持的时候对着一万双抗议的手也唱自己的歌，不流连于人数的游戏，只遵循内心的原则。即使迎春已经笑遍原野，也不散淡手里一缕梅花的清香。
做个愚不可及的人。这是我常常期望自己能够到达的一种境界。看资料，愚不可及出自《论语》，指的是某人在局面不利时装疯卖傻免于祸患的才能，为时人所不及。而现在字典的解释是“极端愚蠢”，而对愚蠢的解释又是“愚笨”。
聪明的人越来越多，都想投机取巧，都想捷足先登，都想事半功倍，都想智冠群峰。没有人想陷入愚蠢。
可我，真的只想做个愚不可及的人，点点滴滴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干净天真、强大泊远、心境安然、灵魂纯粹。
真的很想。然而还没有功力去达到。所以现在只是偶尔聪明，偶尔愚蠢。偶尔聪明地愚蠢，偶尔愚蠢地聪明。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已经是这样愚不可及的人，那该多好啊——再想，如果有一天，人们都开始喜欢和尊敬这样愚不可及的人，那该是多么美的世界啊。
㈡春天的一个早晨，82岁的父亲早早给我打来电话：“你陪我回老家去看看，那棵树是不是发了新芽？”
父亲念叨的那棵树，是一棵槐树，是我爷爷在他34岁那年栽下的。这棵树龄已有70多年的树，成为父亲在城里的牵挂。那树下，就是我爷爷瘦弱的土坟。爷爷去世以后的每年清明，父亲都要去树下祭奠。一棵树的身世，被父亲记在他发黄的本子上，那是父亲自己编写的家谱。
这些年，我与故土老家的关系，已经如飞到高空越来越渺小的风筝。但父亲不同，他对老家一棵树的身世、一眼井的来历、一个地名的典故，都如底片在黯淡时光里的显影，愈发清晰了。父亲还买了一本植物志，细心研读植物的变迁、习性。还有谁，像我父亲这样，去关注草木们的身世呢？它们的种族、繁衍、变异、命运……山风浩荡，草木森森。
某种意义上，没有人真正去看过一朵花。这话是美国一个女画家乔治亚·奥基夫说的。女画家把花木们与自己的身体相拥，花木们似乎也微微颤动了。白天，奥基夫一个人去山间寻找可入画的花木；夜晚，她就一个人坐在屋顶看星空。她面对花木作画时，常常与花木交谈，与花木有了深厚感情。一旦遇到暴雨狂风的天气，她就产生心灵感应，树木花草在暴风雨中的摇摆呼号，通过一种无形的波传到她体内——草木们是不是在受难，能不能抵抗一场狂风，都让画家揪心。有一次奥基夫突觉耳根发烫，她赶到森林里，一场冲天山火爆发了，望着燃烧的草木，她泪如泉涌。
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父亲遗传下来的基因。我常常感觉与奥基夫神交已久，看她的画时，保持着匍匐的姿势，把胸口都贴上去了。我对花草树木的感情，已经是哪怕面对面，也要在寂静中相思了。尤其是在阅读了一篇文章后，感触更强烈了。那文章说，草木是最安静、最富美德的生物，也是肉体最伟大的保姆，所以多闻闻草木之香，多认识一些植物，比认识更多的人要好得多。文章的作者还说，即使他被发配到荒野，只要带一本《本草纲目》，也能够活下去，芥命无忧了。
偶尔环顾左右，发觉与我一同和草木交谈的人，已像珍稀植物一样稀缺。我一个远房堂叔去世好多年了，他活着时，我喜欢往乡下跑。那些年，年过古稀的堂叔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栽树，满山满坡的树木，我总觉得有堂叔的气息在流淌。我每次回到乡下，总能在山风中找到堂叔，他就坐在树下说话。但四周无人，只有风中树木山草的摇摆。有一次，我问堂叔，和谁说话呢，说啥呢？堂叔呵呵而笑，用手指了指那些参天大树，还有刚栽下的小树苗，说：“我在对它们说话呢，好好长啊，快快长，我都70多岁了哟，就慢慢等你们。”堂叔一个人在山坡上，挥动着铁杴，挖坑、扶树、浇水、培土……他把自己的气流传递到刚栽下的树上。小树在天光下生长，堂叔抚摸着树身，像慈祥的老父抚摸着子孙，盼望着它们长大。
堂叔临终前留给我的遗言是：“侄儿，我走了，你帮我照看一下那些树。”我回去了，望着那些树木，总幻想出堂叔的音容笑貌，他还在山林间走动，摩挲着树，躺在草上说话，咳嗽一声，树枝就会摇动一下。一个人走了，但还有那人栽的树在大地上生长，迎接着岁月里的风雨雷电，这是不是一种生命的绵延？苍天之下，草木有情、草木有灵。
或许，关注草木的身世，就是关注我们命运的悲喜交集。
㈢有一段时间，我在给一个节目做心理顾问。这个节目要求选手在山清水秀的野外过一段全封闭的生活，24小时网络直播，持续一年。因为是封闭节目，为防止选手出现心理问题，节目组就委派我在每个选手上山之前跟他们聊聊。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所以了解这些人参加节目的动机，就成了一件有趣的事。
来参加节目的人形形色色，有在非洲某岛国长大的美女模特，有辞职在丽江开客栈的都市白领，有身价上亿的公司老总，也有到处流浪的行者和手工艺人……吸引这些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来参加节目的，并不是一般人以为的“成名”。很多人来参加这个节目，纯粹是被“别处的生活”“远方”这样的概念吸引来的。
“远方”是一个神奇的词。卡尔维诺说，对远方的思念、空虚感和期待可以延绵不绝，比生命更长久。这种思念究其本质，就是对生命可能性的向往。当人们陷入生活的琐碎，感到无聊、疲惫、厌倦时，“远方”就会在幻想中被制造出来。它所代表的可能性，既能容纳过去的失败和悔恨，又能容纳对未来的希望。可是到了远方以后呢？如果你没有改变，他乡还是会变成故乡，疲惫和厌倦还会爬上心头。你要么适应，要么重新开始迁徙，周而复始。
在被问到为什么想来参加节目时，有的选手说：“这几年工作挺忙，钱也没少挣，只是外面的生活太累了，处处都是钩心斗角。我只想来这里休息一段时间，过一段隐居的生活。”
他进了这个生活场，最开始很新奇、很开心，但过不了多久，疲态就来了。他开始觉得，这里的生活不仅累，还复杂，也有流言蜚语、拉帮结派、钩心斗角、阴谋诡计，区别只在于，在外面的世界中，这些钩心斗角对应的“标的物”好歹是功名利禄这些社会上的硬通货，但是到了山上，人们的心思、伎俩和他们所图的利益完全不对称。
这些选手原本只想来这里过一种安逸的生活，却没想到过得比在外面还累。于是有人无奈地感慨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
可是，“远方”如果真的只是幻觉，佛陀迷茫的时候，明明也是走出宫殿，到了远方，才找到答案的啊。即使他得道以后，也是住一段，迁徙一段的啊。
节目里有个小伙子，在丽江做皮具、开客栈、种成片成片的向日葵。向日葵一开花，他就一手拿着向日葵花，一手握着自行车把，在田间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后座上载着心爱的姑娘。这哥们儿年轻的时候在北京的大酒店当服务生，过得很苦闷。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位大哥拍的到无人区探险的纪录片，恍然大悟：“这才叫人生！我也要过这样的人生！”他鼓足勇气递交了辞职信，揣着几个月的工资去远方寻找生计。他到了大理，看到有人在旅游区开了个小店，一边做皮具一边售卖。他就每天跑到那家小店门口蹲点，仔细观察人家是怎么做的。一个月以后，他也开始在街边卖皮具谋生了。
远方的生活当然没有那么美好。有一段时间，他在大理待得有些厌倦，就把皮具店的门一关，跑到西藏重新开店，卖起了各种石头、蜜蜡。当他觉得生活太无聊而感到厌倦时，他就有勇气和信心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这种勇气和信心就是他在适应远方的艰难时培养出来的。
所以，“远方”的意义并不在“远方”，而是在寻找的过程本身。但想象中的“远方”确实给人们提供了启程的动力，而现实中的“远方”又培养了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所以，我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在眼前的苟且处，歌颂起远方的田野。我们歌颂的是对庸常的不甘、对生活的向往，以及改变的勇气。
㈣老公出差多日，我家里家外一大堆事忙，竟然半个多月没有去看爸爸了。
下了班，从单位出来买了点水果，又遇到一熟人聊了半天。分别后一擡头，天色都暗下来了。
到了爸爸家，他正坐在客厅里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我问：“您怎么不看电视呢，天都黑了，看报纸眼睛多累啊。”
爸爸笑笑说：“没有信号，我检查了，电视和机顶盒都没有问题，应该是有线故障，好几天了，打了几个电话都不对。”
我埋怨：“怎么不告诉我呢？真是的，到了晚上您就一个人，没有电视看多无聊。”我边说边从包里拿手机，准备报修。
正在这时，老公来电话说今天回来了。爸爸听到了，急急地说：“快回家吧，他刚出差回来，做点好吃的，我这没事，身体挺好，什么也不缺，你不用老往这跑，电视我明天问问邻居打哪个电话就行。”
看着他一脸的讨好，我差点掉下泪来。
爸爸老了。
他曾经戎马半生，虽然不是什么英雄，但在我眼里，顶天立地，钢筋铁骨，从未露出过软肋。
而此时，我看到了他的软弱。他曾经熟悉的那个世界，一天天变得陌生起来，他与这个世界的互动，越来越少。在互联网时代，他具备的那些本领，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连有线电视的报修，都成了一个难题。
他已经需要孩子们照顾了，却又怕给孩子们添半点麻烦。其实，他的内心是渴望享受天伦之乐的，只是因为情怯，才假装以往那种无所不能的姿态。
我低头拨114查询有线电视的电话。这个单位的前身是广电局，后来分离出来，名字很咬嘴，而且，电话都是语音提示，转啊转的。难怪老爸在这些“高科技”面前茫然失措。
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辗转接通人工，客服人员很热情，说一小时后安排人过来维修，争取今晚修好。
我又叮嘱了半天地址和联系电话号码，才不放心地从爸爸家出来。
走在路上，想着爸爸的话，心里又好笑又酸楚。
他老人家明明希望我帮他报修电视故障，却让我回家给老公做饭。他宁肯孤独，宁肯自己慢慢去破解那些难懂的新技术，也不愿给我的夫妻关系带来一丝打扰。
他明明渴望我多去看他，却每次都说，自己身体有多好，我那么忙，不要经常跑。
可是，上个周日，姐姐去看他时，他坐在街边胡同的长椅上，痴痴张望着新城区的方向（我们姐弟三人都在新城区住），姐姐下车走过去问：爸，您坐在这儿看啥呢？爸爸乐呵呵地说：我自己腌了咸鸭蛋，咸淡刚刚好，昨天煮了一锅，放冰箱里了，就等着你们过来拿。
晚饭时，我吃着姐姐带过来的咸鸭蛋，想着过往里的爸爸。
我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妈妈给我整理东西，爸爸貌似漫不经心地递过来厚厚一沓钱：“你婆家条件不好，也没给你们买房。你们自己买套小面积的吧，别租房了，钱不够告诉我，家里还有。”
我很意外，弟弟马上要结婚，刚刚给他买了房子，给我置办嫁妆也花了不少钱。爸爸只是个小公务员，家里哪来这么多钱？
我不安地问：“您发财了，怎么一下子这么有钱？”
爸爸一拍胸脯：“我和你妈攒了半辈子，这点钱还没有吗？”
后来我知道，这些钱都是爸爸借的，他怕我自己买房辛苦，找了几位亲戚朋友才借到。
想到这，我叹了一口气，我嘴硬心软、爱撒谎的老爸呀！
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某频道正在演几年前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大丈夫》。
是顾晓珺举行婚礼那段，父女俩发生冲突，顾晓珺哭着罗列爸爸的种种“罪状”：从小到大，对她一点不关心，不疼爱，整天逼着让她像个男孩跑步运动，同学们都叫她假小子。假期里，还不让她回家，让她住在学校里。更甚的是，她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爸爸不闻不问，任由她自己去闯。
其实，真相是顾晓珺在三岁时得了一场病，从死神手里活了过来，医生说她这辈子可能体质都不会好了。她爸爸一直逼着她锻炼，天天让她围着操场跑，她才有了一个棒体格。假期里不让她回家，是因为爸爸出了车祸，一个夏天都躺在医院里。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学习，他让两个女儿都住在了学校。
她爸爸那段话最打动我：“爸爸只是个厨子，心里着急却帮不了你。但你在你们公司坐在今天这个位置，全凭你个人的努力，你有本事有能力，那是长在你身上别人抢不走的，是托多少关系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哪个当爹的，盼的不是自己闺女长大成人的这一天？”
是啊，我的爸爸不也是如此吗？
我小的时候，他对我要求严厉到近乎苛刻，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靠自己拼一个好前程。
我长大后，他又对我慈眉善目，和善起来。
我知道，菩萨低眉是爱，怒目金刚也是爱。这些爱都指着一个方向：一心为孩子好。
世事无常，父爱却有常。无论我长到多少岁，在爸爸的眼里，都是那个蹒跚走路的小女孩。
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男人，这个爱在我面前撒谎的男人，为了让我愉悦接纳他的爱，一直把自己伪装成骗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