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先生曾經寫過《中國道德的底線》一文。文中對中國傳統道德進行了批判，以爲傳統道德內涵之“三綱五常”、“五倫”等皆出於傳統的血緣親情原則和家族等級原則。這些在當代的陌生人社會中暴露出了極端的不適應，成爲官員腐敗、環境污染、食品氾濫、以鄰爲壑等陋習、惡現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護身符。
鄧先生認爲，傳統道德是以孝悌爲基礎的，爲了孝和子女中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所謂任何事情”就是沒有任何道德底線，而且，這個公式也可以擴展到其它那些看起來冠冕堂皇的道德前提上去，比如說：“爲了國家可以做任何事情，爲了國家利益可以做任何事情。”
鄧先生的觀點顯然混淆了傳統文化中儒家道德觀和法家道德觀的分別，導致的結果就是把傳統文化籠而統之，一概打倒。
人的道德意識、思想觀念與社會制度的演變密不可分。儒家的道德建立在封建制的制度基礎上，法家的道德建立在君主專制的制度基礎上，兩者之間的區分是非常明顯的。
韓非子曾經說了一個故事，非常深刻的指出了儒法兩家的道德觀差異。
魯國和別國打仗，一個士兵“三戰三北”，三次作戰三次當了逃兵。孔子問他爲什麼逃跑呢？他說家裏有老母親要奉養，不敢死。孔子一聽，大孝子啊，立刻給他升官。韓非子說，如果個個像這個士兵這樣，誰來替君主作戰呢？大家都爲父母盡孝，誰來爲君主盡忠呢？
商鞅批判儒家的孝親思想，說：“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民亂。”儒家認爲父母是不可選擇的，孝大於忠，而君主不是。法家強調對君主的忠纔是最大的孝，那種把對父母盡孝放在第一位的是“君之逆臣”。所以在談到不講任何原則和道義爲國家盡忠，無條件聽上級命令的思想不是儒家的道德，而是法家欺騙人民的道德觀。
儒家、法家道德觀的差異原因是國家體制發生了變化。孟子曾說過：“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這絕對不是理論上這麼說的，而是在封建制度下確實如此。
在封建制度之下，土地屬於家族所有，當時的社會型態是國家、家族、社會不分，君主或大夫是家族的代表，他們並沒有專制性的權力。當年齊莊公淫大臣崔杼的夫人，被崔杼所殺。屬下問晏子，要追隨國君而死嗎？晏子說:“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晏子認爲，國君是百姓的代表，要爲社稷服務，君主爲社稷亡，那麼臣子要追隨他而死，如果君主只是爲了自己的私人事情而死，那麼，只有君主豢養的私人親暱才能爲他而死。
在封建制之下，國家由許多家族共同體組成，儒家的思想建立在此種制度之上，所以強調孝、悌。
法家不一樣，法家主張全國資源集中於君主一人之手，做到“利出一孔”，就是所有的利益出自君主一個管道，老百姓要想獲得財富和地位，必須通過君主。因此，百姓必須忠君纔有利益。秦國徹底貫徹法家思想，最終統一了全國，法國的思想也就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了貫徹。
所謂的“三綱五常”、“三綱六紀”，是漢人搞出來的東西，其核心是“君爲臣綱”，大家都要聽君主的話，移孝作忠，忠於帝王。
儒家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性善，這是與家族爲主體的政治形態相適應的；法家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性惡，這是與他主張君主控制一切的專制制度相適應的。家族成員之間，有着血緣親情，自然溫情脈脈。但如果人性善，怎麼需要君主的嚴刑峻法來管控百姓呢？
儒家的人性善，是從家族社會得出的自然結論，這種善從家庭出發，擴充至全社會，這是儒家的理想。法家的人性惡，是從控制百姓的現實需要出發，把人求生存的需要誇大爲必須管控的慾望。
鄧先生認爲，爲了孝人可以做任何事，他舉出了張君和夢鴿的例子。這兩個例子太極端了，絕大多數的人，知道孝敬父母與爲子女着想是有底線的。而且，儒家的孝也不是沒有底線的。
孟子的弟子陶應問孟子，如果舜的父親犯了罪，舜該怎麼辦？孟子說，舜會辭去天子之位，揹着父親逃到沒人知道的海邊，過着隱居的生活。陶應又問，如果司法官皋陶發現了舜的父親，舜該怎麼辦？孟子說，舜只能流着眼淚看着皋陶把他的父親抓走。
這說明，儒家的道德觀念有着明確的底線，你可以爲父親隱瞞罪行，甚至可以辭去工作帶父親逃亡，但不能對抗法律。守法是道德的底線。
造成中國人沒有道德底線的恰恰是法家的思想和政治實踐。法家靠暴力手段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君主富有四海，而百姓身無立錐，這就樹立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劉邦見秦始皇車騎之盛，說：“大丈夫當如此。”項羽對項梁說：“彼可取而代之。”陳盛、吳廣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民間江湖流言說：“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等等這些語言，都是法家思想極好的反映。
法家人物在實現自己理想的過程中，不擇手段，比如吳起殺妻求將，商鞅因宦官景監得見秦孝公、騙公子昂打敗魏國，李斯害死同門韓非子、夥同趙高廢扶蘇、立胡亥，這些法家人物毫無道德底線的作爲爲中國人樹立了榜樣，只要達到目的，哪有什麼底線？
法家還搞掉了儒家的天。儒家講人性善，來源是天。《詩經》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老天生下百姓，有形體法則。人的天性就是喜歡美德。法家借用道家的道做爲最高本源，但這個道不是道家的道了。道家的道給百姓自由，讓百姓自爲、自正、自富、自樸。而韓非子說：“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道是是非的綱紀，所以君主可以掌握這個“綱紀”駕馭百姓。韓非子曲解道家，把老子搞成陰謀之學。不僅具有人格意義的天在韓非子這裏消失不見，而且韓非子還把老子庸俗化、陰謀化了。
更可怕的是法家主張人性惡，惡到什麼程度呢？老婆孩子都不能相信，父子之間也沒有親情，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
法家建言君王利用人性惡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商鞅說：“人生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要利用人的好利之心達到控制百姓，天下無敵的目的。天下無敵，就可以一統天下，爲所欲爲。
當然，我不認爲儒家思想可以解決中國當下的道德危機，我的觀點在文章開頭就說過了，人的道德意識、思想觀念與社會制度的演變密不可分，制度對社會的主體道德觀念有着支配性的作用。當國家壟斷一切的制度建立，由權力支配一切，道德底線就亟亟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