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 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六韜》裏便記有這樣一句話。學界有認爲，“凌遲”最早出現在秦國，也就是通常民間所說的“千刀萬剮”。
而秦國日益壯大並異軍突起，無非是大力推行法家的嚴刑峻法，商秧借鑑兵法上的理論，施行“徙木立信”，重賞必重罰，當即便立杆見影。既然單憑教化不足以震懾，花樣繁多極端殘忍令人談虎色變的刑罰開始層出不窮。
只是這時的“凌遲”僅是一種私刑，名頭遠不及“棄市、戮、腰斬、車裂、梟首、族刑”等極刑“響亮”，且當時並不完全合法，只能私下裏偷偷進行。
被稱作酷刑之最的“凌遲”，到了清末才逐漸消失並退出歷史舞臺。最後一個被凌遲處死的，是橫行京津兩地的盜賊康小八。據說，在菜市口行刑時，康小八一共被割了3784刀。這數字若準確，至少是史上被割刀數的最高紀錄了。
凌遲最早時僅是“刑八刀”，即便到了宋朝，通常是割八至一百二十刀，遠未達到所謂的“千刀萬剮”。明朝時，似乎認爲割的刀數越多其震懾力會越大。因此，行刑時多是千刀以上。而“千刀萬剮”的說法，該是宋以後纔算“名實相符”。
按主流的說法，凌遲入律始於元朝，可在唐朝貞觀年間修撰的《五代史志》上便有: “輕刀腐割”的記載。宋朝凌遲不入律，從宋仁宗時起，則以另-形式，即“詔”將其確立。
凌遲行刑的方法各朝略有不同。宋代凌遲從頭面開始，再到手足胸腹，最後梟首。元代通常沒有固定的順序，多是將“惡逆之極”者零割。
明朝時期，行刑時有明確固定的程序，不僅刀數越來越多，下刀還得依順序。先從胸肌下手，再依次爲大腿、雙臂、腹肌、臀部、耳、鼻、眼、脣……等。
劊子手下刀時，有助手在旁邊報告刀數。清承明制，到了中後期刀數反而減少，另一變化是行刑時，會讓部份受刑者吸食少量鴉片，令其保持清醒以增加痛楚。
凌遲並非全都公開進行，選擇祕密行刑的多與身份、罪行、是否涉及皇室等有關。即便是公開的，也未必要先行遊街示衆，當犯人押至刑場後，會被捆綁於柱子之上，劊子手用刀割下皮肉後，要求整齊排列於桌上等候查驗。
宋代時，曾發生過劊子手因多割一刀而在查驗時被犯人家屬發現上告至衙門，令劊子手丟掉性命的事。日後的劊子手爲免查驗時“惹禍上身”，漸漸不再遵行排列。
有的或隨意扔地上、有的或賣給刑場上圍觀的瓜衆、有的只裝在籃子裏。凌遲對劊子手的要求除確保行刑刀數，還得保證最後一刀才結果犯人性命。
如明末袁崇煥被押赴刑場途中，道路兩旁還密密麻麻擠滿了要“啖其肉”的京城百姓。據《石匱書》記載：“見磔崇煥，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明、清兩代，坊間甚至認爲皮肉可作治療瘡疥之藥。
古代獄押司的劊子手，雖多是子承父業，不過通常仍需“培訓上崗”。斬首的先以冬瓜作練習；凌遲的則提前安排到肉鋪反覆練習以提高精準度。
至於所謂行刑時劊子手第一刀要一刀即旋下肉再高舉展示，稱爲“謝天”，第二刀則將其甩地上喚作“謝地”的說法，僅是作家莫言小說裏的描述。
如明武宗時期，手握大權的太監劉瑾，凌遲時劊子手在每割十刀後都會停歇一次，停歇期間還得不停大聲吆喝，強迫其一直清醒着，停歇過後又再繼續。整個過程，允許劊子手更換或使用不同的刀具。
凌遲之刑極端殘忍血腥，可歷史上也不乏坦然面對之士。如清代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彈盡糧絕後，在給四川總督駱秉章的信中寫道: “達願一人而自刎，全三軍以投安”。
結果，三軍不但沒保住，最終在成都科甲巷被凌遲處死。行刑時，石達開始終不發一言臉上全無畏懼之色。據《駱秉章奏稿》記載: “梟桀之氣，見諸眉宇，絕非尋常賊目等倫”。
1905年4月24日，光緒頒佈《大清現行律例》，從法律上徹底廢止凌遲。“更定法律，死罪至斬決止，除凌遲、梟首、戮屍等刑”。
(本文同時發表於今日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