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的女神就推薦了陳嘉映老師的書，覺得太過深奧，翻了幾頁就束之高閣，後來迷上劉擎老師之後開始迷上哲學，才知道原來陳嘉映老師是中國最可能接近哲學家稱呼的人。昨天閱讀了幾篇文章之後，果然心悅誠腑，茅塞頓開，啓迪心智，讓我進一步理解了幸福，快樂和良好生活的關係。
在陳嘉映老師看來，“我該怎樣生活”這個命題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問題，也是貫穿人一生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不是選擇人生道路的問題，不是選對或選錯人生道路的問題，而是行路的問題——知道自己在走什麼路，知道這條路該怎麼走：我們是否貼切着自己的真實天性行路。這也是《何爲良好生活》的副標題“行之於途而應於心”的含義。
快樂、幸福、良好生活，這三者相互聯繫，但不盡相同。快樂有點重要，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時候不沾邊，西門慶、薛蟠他們過得快樂，但他們的生活不是良好生活。聶赫留道夫懺悔之後不那麼快樂了，但他那時的生活纔是良好生活。步步爲營地把日子過好，這也算幸福生活，但和良好生活相比，還是差了一些。那何爲良好生活？簡單的快樂不是良好生活嗎？陳嘉映老師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善好乃萬物之所向”，這個所向就是eudaimonia，英語通常譯爲happiness，陳嘉映老師看來，這個譯法太糟糕，eudaimonia既包含行爲良好，又包含日子過得好，不同於快樂，也不同於幸福，而是良好生活。Eudaimonia則更多與品格、靈性、有所作爲相連。陳嘉映老師認爲良好生活並不是完全的世俗意義上的好日子，比如掙錢養家、送孩子出國留學這些本身並不能構成良好生活，良好生活有德性與靈性的要求。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良好生活與“幸福”生活也是不同的，因爲“幸福”是以一個人安享的狀態而不是他的作爲來決定的，更多地與天真、善良相關，而良好生活更多與品格、靈性和有所作爲相關。正因如此，“幸福”是屬於老年和童年的，而祝福一位正值壯年的人“幸福”則顯得奇怪。“成年人身上，奪目的總是品性與識度，”陳嘉映寫道，“少年還未形成穩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經沉潛，我們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圖，於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問題。”他所說的“有所作爲”不僅包括建功立業，也包括德修有進，但都與流行的成功學無關。陳嘉映寫道，今日所謂的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樣，有的過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靈魂乾癟。
而如今，世俗意義上的“好日子壓倒一切”似乎成爲了所有人的目標。他認爲這與平民化的生活理念成爲基本理念有關——現代社會的第一大特點就是平民化——“紀念碑”消失了。
“以前紀念碑是人間最大的事，法老一輩子就是建金字塔……那個時候人對世界的看法是往上看的，下面的都不重要，生生死死，你愛了死了，沒人在意這些。……我們好像不再通過紀念碑的方式來感受一個人的成就了。”
在古代the few處於中心，而今the many纔是關注的重點，人們的生活拉平了，不再向上看，而是向下看。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更接近上帝與神性，藝術藉助神性的光輝來改變世界，塵世的變化是次要的；而今人們通過政治、技術和實業讓世界變得更好，即便仍然有藝術、哲學和社會思想，卻都已經失去了提升生活的作用。
陳嘉映老師相信，好日子之上的需求是人性的一種需求，就像古希臘人把參與城邦生活視爲更高的生活。參與城邦生活的政治生活與當代從政的意義不同，本質上是一種人性的實現；中國古代皇朝時期讀書人也要讀書做官、過好日子，同時也需要一個治國安邦的舞臺，精神上也歸屬於同一個傳承與道統。在今天，好日子缺乏這樣的精神寄託，傳承與道統分裂，大的精神共同體分裂成無數的小型精神共同體，人們的追求更爲多元化。陳嘉映認爲，如果失去了這種“人性的實現”，好日子就會成爲一種烏托邦，生活變成了平穩的不斷重複，歷史也將終結。
但在一個污濁的社會，誰能夠靠品格而不靠鑽營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說：有其人，亡其世，雖賢弗行矣。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這個社會現實裏建設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無疑問，這種建設包括批判與改造。不過，不要讓批判流於抱怨，特別是不要因抱怨而放鬆自己，放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