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的女神就推荐了陈嘉映老师的书，觉得太过深奥，翻了几页就束之高阁，后来迷上刘擎老师之后开始迷上哲学，才知道原来陈嘉映老师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昨天阅读了几篇文章之后，果然心悦诚腑，茅塞顿开，启迪心智，让我进一步理解了幸福，快乐和良好生活的关系。
在陈嘉映老师看来，“我该怎样生活”这个命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也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这也是《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含义。
快乐、幸福、良好生活，这三者相互联系，但不尽相同。快乐有点重要，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时候不沾边，西门庆、薛蟠他们过得快乐，但他们的生活不是良好生活。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后不那么快乐了，但他那时的生活才是良好生活。步步为营地把日子过好，这也算幸福生活，但和良好生活相比，还是差了一些。那何为良好生活？简单的快乐不是良好生活吗？陈嘉映老师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这个所向就是eudaimonia，英语通常译为happiness，陈嘉映老师看来，这个译法太糟糕，eudaimonia既包含行为良好，又包含日子过得好，不同于快乐，也不同于幸福，而是良好生活。Eudaimonia则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相连。陈嘉映老师认为良好生活并不是完全的世俗意义上的好日子，比如挣钱养家、送孩子出国留学这些本身并不能构成良好生活，良好生活有德性与灵性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良好生活与“幸福”生活也是不同的，因为“幸福”是以一个人安享的状态而不是他的作为来决定的，更多地与天真、善良相关，而良好生活更多与品格、灵性和有所作为相关。正因如此，“幸福”是属于老年和童年的，而祝福一位正值壮年的人“幸福”则显得奇怪。“成年人身上，夺目的总是品性与识度，”陈嘉映写道，“少年还未形成稳定的品性，老人身上，品性已经沉潜，我们也不再期待他大展宏图，于是，幸福不幸福就成了首要问题。”他所说的“有所作为”不仅包括建功立业，也包括德修有进，但都与流行的成功学无关。陈嘉映写道，今日所谓的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
而如今，世俗意义上的“好日子压倒一切”似乎成为了所有人的目标。他认为这与平民化的生活理念成为基本理念有关——现代社会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平民化——“纪念碑”消失了。
“以前纪念碑是人间最大的事，法老一辈子就是建金字塔……那个时候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往上看的，下面的都不重要，生生死死，你爱了死了，没人在意这些。……我们好像不再通过纪念碑的方式来感受一个人的成就了。”
在古代the few处于中心，而今the many才是关注的重点，人们的生活拉平了，不再向上看，而是向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更接近上帝与神性，艺术借助神性的光辉来改变世界，尘世的变化是次要的；而今人们通过政治、技术和实业让世界变得更好，即便仍然有艺术、哲学和社会思想，却都已经失去了提升生活的作用。
陈嘉映老师相信，好日子之上的需求是人性的一种需求，就像古希腊人把参与城邦生活视为更高的生活。参与城邦生活的政治生活与当代从政的意义不同，本质上是一种人性的实现；中国古代皇朝时期读书人也要读书做官、过好日子，同时也需要一个治国安邦的舞台，精神上也归属于同一个传承与道统。在今天，好日子缺乏这样的精神寄托，传承与道统分裂，大的精神共同体分裂成无数的小型精神共同体，人们的追求更为多元化。陈嘉映认为，如果失去了这种“人性的实现”，好日子就会成为一种乌托邦，生活变成了平稳的不断重复，历史也将终结。
但在一个污浊的社会，谁能够靠品格而不靠钻营取巧有所成就？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与改造。不过，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特别是不要因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