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鲍曼之所以要写《现代性与大屠杀》，主要是为了纠正时人对大屠杀的两种误解：一是将大屠杀和反犹主义深度绑定，视其为现代文明短暂的偏差，并很快得到纠正；另一种则将大屠杀视为人类原始本能的极端表现，带有某种普遍性。
鲍曼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把握住大屠杀的特殊性，从而削弱了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他将其与现代性关联到一起，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而不是仅仅只是它的一个失败。
这种想法初看起来让人惊讶，正如当年世人发现奥斯维辛的存在一样。文明、理性的另一面竟然会是针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许多推崇现代价值的人所不愿承认的。而现代社会的戏法，正是将野蛮套上文明的外衣。
鲍曼发现，反犹主义在德国并没有很强烈。虽然希特勒很厌恶犹太人，但并没有成功地煽动起民众的反犹情绪。即便如此，纳粹从迁移犹太人到肉体消灭犹太人，都进行得很顺利。而这一切的前提，洽洽不是激动的情绪，而是普遍的冷漠。在犹太人被界定为应当消灭的异类以后，人们便不再将其看作「人」，而是「物」，从而毫无感情地执行屠杀的命令或旁观其落难而无动于衷。
这种界定本身，在鲍曼看来，正是一种「园艺文化」的表现。为了将花园修剪得好看，就必须清除杂草与害虫。在纳粹所规划的人工秩序中，犹太人正是一种「杂草」，为了纯化雅利安人，需要将犹太人迁走或消灭。从早期社会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规划，到各种乌托邦的设想与实践，都反映出人们想像改造自然一样改造人类社会。这是一种对理性的推崇，对自发性的不信任。
当然，这种园艺式的规划在实践中遭遇了诸多失败。而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作为「杂草」而被牺牲掉的人。在规划者的眼中，他们被非人化，成为一种物，为了总体的秩序，被堂而皇之地消除，酿成了许多可怕的悲剧。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对「杂草」的界定，有点类似于利奥塔的「宏大叙事」，以否定秩序之外的东西来确证主流意识形态的在正当性。因此，对于纳粹来说，大屠杀看似是毁灭，实则是创造，乃为了实现他们眼中理想世界的创造。这一点细想起来确实很恐怖，打着乌托邦旗号的人，反而往往容易导向极端的工具理性，很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