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總喜歡回憶過去。前幾天，96歲的老父親總是纏着我要我帶着他去尋找已經失聯近80年的“老東家”——解放前店口七裏村一個姓蔣的大戶人家。
這簡直是給我出難題。80年過去了，滄海桑田，世事變遷。不要說“老東家”的後代是否還在七裏，老房子是否還在？！就是整個七裏村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中已經是大變樣了：拆舊建新、道路改造、村名演變等等，都已經找不到以前的痕跡了。但我知道，這是埋在他老人家心底的鄉愁。它絲絲縷縷地撩拔他一直安靜的靈魂。
我一推再推，不想與他前往。最後，他叫上我外甥女。晚輩就與他一同開車前往。
天吶，讓人驚奇的是，這戶老東家居然給他們找到了！看來，人與人之間的緣分都有命定。假若那天我父親老東家的後代不來七裏（他們已經定居在店口）給老地主的兒子做“三週年”祭奠，那我父親可能永遠找不到這戶人家，深藏在父親內心深處的那種情愫也無從破土發芽，漶漫開來。我也不會有興趣寫這篇文章。
但讓我疑惑的是：有一種什麼樣的內驅力讓老父親心心念念地一直懷念“萬惡的舊社會”裏的一個地主家庭？
其實，在古老的中國，口碑是這樣一種東西，它無影無蹤，但無時不在。這無關政治，也無關地域。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積澱下來的傳統文化的內涵之一。尤其是在封閉而寂寞的中國鄉村，這種傳承更爲理所當然。百姓的口，誰能管得住？他們可以喫不飽飯，但你限制不住他們一致認同的傳統的東西。
中國的南方，尤其是我們江浙皖一帶，文化積澱深厚。歷史上又遠離中國的政治中心。魚米之鄉，丘陵地帶，小橋流水人家，自成一統。許多旺族他們有自己的家規、族規。而老百姓也基本上都是安居樂業，順着幾千年來立下的一種無形道德規範來做人做事。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沿着“三綱五常”、“耕讀傳家”的生活軌道，一年年、一代代或繼承祖上大片土地和家業，或世世代代給地主家做長工，養家餬口。而我父親就是屬於後一種。但無論你是地主出身還是長工出身，他們都喜歡泥土以及鄉間風物，也理解和懂得稼穡艱辛和窮人困苦。所以，対於窮人來說，耕，自然是立命之本；對於富人來說，讀，則是修身養性。
據父親說，要說解放前的地主沒有剝削我們做長工的，那是沒有道理的。但地主也有好壞之分。這與人性有關。尤其是我們江浙皖一帶，因爲有傳統的道德規範着所有人，所以，絕大部分地主心地是善良的，惡霸地主是少數。我父親說，有的地主人家自己非常節約，他的幾畝薄田是靠牙縫裏擠出來的。他們的財富是省喫儉用買田買地集聚起來的，而且也非常低調，不顯擺。
在古老的中國鄉村，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一個富人身邊，總有幾個、十幾個甚至是幾百個窮人。約定俗成的概念裏，窮人是給富人幹活的，富人是靠窮人來養活的。後來我們被告知那叫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但事實上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概念那麼冰冷。尤其是我們江浙滬皖一帶，由於地域關係（不是窮山惡水）以及傳統道德約束，在古老的鄉村這一人情世界裏，一個地主受到的各種牽制太多，更何況有些佃戶還是地主的親戚或長輩，你無論如何也拉不下臉，逢年過節地主還要給他們送禮致謝。我父親說，他那位七裏的老東家平時對他很好（當時我父親只有十五、六歲），不僅讓他一日三餐喫飽，地主家桌上有肉時，東家肯定親手夾給他喫。過年時，還讓他帶一擔年糕、米、糉子、肉等生活品回家。
上次我爲了寫我的高中歷史老師“蔣仲發”一文（見我《人生沒有荒涼地帶》一文），特地去浬浦盤山村採訪。當問及蔣老師家族一事時，有位老爺爺告訴我，蔣老師家祖上是一殷實的大戶人家。在尊祖父手裏開始，已經有500多畝良田。但不管家族如何殷實，他們的家族一直都是注重節約的。從尊祖父開始，他們家族平時經常喫蘿蔔絲飯。而且祖訓規定：不管以後自己的家族有多富裕，所有族人年夜飯必須喫蘿蔔絲飯。在他們家族裏，蘿蔔絲飯已經是上升爲一種“節約”的理念，一種傳承家族家訓家規“行善積德”的載體。這是一種用心良苦的“憶苦飯”。
所以，那時江南一帶的窮人和富人實際上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識字和不識字。假如你刻意要走進他們的生活，你會發現，富人的生活大體並不奢侈，而窮人的日子也並非想象的那麼缺乏溫飽而沒有尊嚴。就像我父親與他老東家的兒子，他們年紀相仿，平時也相處得較好。但地主的兒子有書讀，而我父親卻因讀不起書而到現在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但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無論你是否讀過書，我父親說，那時他也多麼想讀書，因爲家裏窮，只有早早出來打工。但他說，他也很尊重有文化的人，對文字也有一種敬畏。因爲老東家一直在教育自己的家人應該敬惜紙字，不可隨便扔棄有文字的紙張和器物。老東家家裏的一張過期的舊報紙，他家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讀書過的舊書，寫過字的紙條，老東家吩咐我父親必須保存好，到時統一送到土地廟焚化。我想父親的這種敬惜紙字、尊重文化人的意認，就是在老東家家裏潛移默化地慢慢養成的。這種潛在的價值觀，在這塊數百年來遠離政治、相對平靜的江南平原上影響着人們的日常生活。
父親12歲時我的爺爺就去世了。家裏他是老大，爲了生活，他就與我奶奶一起挑起養家餬口的重擔。他12歲開始外出“做長年”，直到1949年解放爲止，他一共給4戶地主人家做過長工。他說，人性有善惡之分。這四戶大戶人家其中兩戶對僱傭工是一般的平平常常的你給我打工，我給你飯喫，過年過節給你發工錢；他說有一戶地主人家對他很不友善，剋扣工錢，給他餿飯喫。不到半年他就離開了。只有這蔣姓大戶人家對他特別好，給他好喫的，有時還把多餘的舊衣服送給他穿，過年過節讓他帶着東家送的東西回家。我想，這就他八十多年來內心無法割斷的一種情愫：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2021年6月16日上午寫於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