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8年的十月，大將灌嬰忽然接到命令，率領着一支軍隊，從長安趕赴滎陽。
這是一次戒嚴性質的軍事行動，意味着帝國內部有大事要發生，因此派遣中央軍隊駐紮要地，以備不虞。
等到八月份的時候，未央宮裏傳來年輕的孝惠帝駕崩的消息，年僅二十三歲。這說明，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裏，他的身體狀況都十分令人擔憂，隨時會有不測。
孝惠帝更年幼的兒子劉恭即位，是爲前少帝。他是後宮女子所生，但呂后殺死其生母，令張皇后以親生母親名義撫養他，才被立爲太子。少帝的年齡此時不會超過十歲，因此呂后稱制，大權獨攬。
《史記 呂太后本紀》：“元年，號令一出太后。”
呂后終於成了母子矛盾最終的勝利者，儘管代價是親兒子英年早逝。不知這位頭髮花白的老婦人，面對如此勝局，心裏是怎樣一種複雜的心情。
據說，在孝惠帝的喪禮上，呂后只是乾哭，一滴眼淚都沒有。羣臣雖然覺得異樣，但無人知道原因。
張良十五歲的兒子張闢疆時爲侍中，看在眼裏，悄悄問丞相：“孝惠帝可是太后唯一的兒子，如今駕崩，太后雖哭卻不悲，君可知爲何？”
“爲何？”丞相問道。
張闢疆道：“孝惠帝的兒子都還年幼，無法主政。太后如此反應，實在是因爲害怕君等一干大臣。如今，只有君等主動請太后拜呂臺、呂產、呂祿等呂氏外戚擔任將軍，統領南北兩軍，讓諸呂子孫等入宮用事，護衛少帝，如此太后自然心安，君等也就可以倖免遇難了。”
《史記 呂太后本紀》稱：丞相當即按照張闢疆說的照做了，呂后無後顧之憂，這才把心底喪子的哀傷和痛苦一齊釋放了出來。而呂氏的掌權也從此時發端。（丞相乃如闢疆計。太后說（通“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
細心的人讀到這裏，難免要問一句：既然孝惠帝六年，漢帝國的丞相從一員改成了兩員，惠帝派系的王陵任右丞相，呂后派系的陳平任左丞相，那麼張闢疆在這裏談話的對象究竟是哪一位呢？
這個答案要到《漢書 外戚傳》裏去找，外戚傳裏就明明白白記載着，是左丞相陳平採納了這一條建議。
而王陵並沒有因爲孝惠帝的駕崩，就立刻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事實上，他作爲一名性格耿直的功臣元老，仍然堅定地站在呂后的對立面。
因爲孝惠帝的早逝，呂后重新把封呂氏外戚爲王的計劃提上議程，徵求左右兩位丞相和太尉周勃的意見。
王陵表示堅決反對，他理直氣壯道：“當初高帝和衆功臣殺白馬互相盟誓：非劉氏爲王者，天下共擊之。如今太后想要封呂氏爲王，不符合先前的約定。”
呂后碰了一鼻子灰，非常鬱悶，轉過頭問陳平和周勃。
陳週二人則回答道：“高帝平定天下，所以分封弟子爲王。如今太后治理國家，所以分封呂氏，合情合理，有何不可？”
呂后這才轉惱爲喜。
罷朝之後，耿直的王陵拉住二人，怒斥道：“當年和高帝歃血爲盟時，兩位莫非不在場嗎？爲何如今背叛誓言，諂媚女主。君等有何面目見高帝於九泉之下！”（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從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史記 呂太后本紀》）
陳、週二人迴應道：“在朝廷上據理力爭、面斥陛下，我們不如君。但將來保全劉氏社稷江山，君卻未必比得上我們。”
李開元先生在《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中曾提及：“西漢初年，漢政府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對於歷史記載曾多次進行修改。其較大的修改至少有三次。一，對於秦王朝歷史的修改……二，漢王朝對於漢曾經從屬於楚，漢王國乃是項羽的封國等有關漢之由來的隱瞞……三，對於呂氏政權的歷史所加的修改……”。
特別是第三次對呂氏政權歷史的修改，基本已是學界公論。而之所以能成爲公論，正是因爲修改得手段並不高明，露出的馬腳過多。但也因此，我們對於此段歷史，閱讀時尤其要抱一種懷疑精神，處處要打一個問號。
比如上一段王陵廷爭的故事裏，問題就不少，馬腳很明顯。
1、呂氏的確在建國期間立有功勳，即使呂后分封呂氏爲王侯，最多是背約。但陳週二人的回答，“但將來保全劉氏社稷江山”，倒像是一開始就下了結論，直接認定呂后將要把帝國改劉姓呂，預知將來會有誅殺呂氏之變一般。
2、在呂后和王陵面前如此圓滑的兩段回答，出自陳平之口固然可信，“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史記 絳侯周勃世家》），忠厚吶言的周勃是否也能異口同聲說出諂媚呂后之語？周勃一直非呂后陣營，起初呂后妹夫樊噲攻打燕王盧綰時，高帝在病牀上疑心樊噲黨於呂后，就是派周勃前去接替軍權。且周勃等沛縣元老素來與陳平不和，據《史記 酈生陸賈列傳》，直到陳平也在呂后面前失勢時，才通過陸賈的從中斡旋，將相和好，結成反呂利益聯盟。“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綜以上三點因素，周勃在此時是否能和陳平一齊巴結呂后，深爲可疑。故同樣的一件事，在《史記 陳丞相世家》裏，敘述就略有不同，“高後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只有陳平一人表達了對呂后的逢迎。
3、上述故事裏最可疑的一點，當屬王陵口中的“白馬之盟”，即劉邦生前是否曾和大臣們有過“非劉氏爲王，天下共擊之”這樣一個盟誓。
白馬之盟的真僞，至今尚無定論。一些學者認爲確鑿無疑，理由是它並不僅僅出現在王陵口中，直接間接提到該誓詞的還有呂后本人、周勃的兒子周亞夫等，且在誅呂之變後，非劉氏不王的規定基本爲兩漢嚴格執行。
對於這樣一段有明文的史料，證僞要比證實難得多。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學者在蛛絲馬跡中，尋到了諸多不合理之處，較具代表性的有劉鳴的《“白馬之盟”真僞辯》。歸結衆多質疑之文，“白馬之盟”大約有以下幾個疑點。
第一，出處的可疑。這是學者間一致的看法，即便認爲“白馬之盟”爲真實者，也不得不承認，它缺乏直接的記載。大凡重要盟誓，都有具體年月、詳細內容和相關細節。而“白馬之盟”作爲一條貫穿兩漢的執政理念，卻沒有任何直接證明，只是在幾位人物的對話裏被提及到，而且提及的內容除了“共擊非劉氏王”，別無其他細節內容可以互相佐證。
第二，時間的可疑。假如“白馬之盟”爲真，那麼劉邦究竟在什麼時間能作出這一盟誓？因爲在高祖十二年的三月，劉邦還親自下過一道詔令，肯定了目前功臣上至王侯、下至食邑的局面，然後對需要討伐的對象也作了說明，明確表示：只有起兵謀逆者，天下共誅之。
“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漢書 高帝紀》
在這封明顯帶有總結一生、囑託後事意味的詔書裏，劉邦沒有對異姓封王提出任何異議。而頒佈了這封詔書後一個月，劉邦就撒手人寰。這一個月裏，當然他有小概率可能會反悔遺詔，只不過這個可能，又與前述王陵質問陳平和周勃的話有所矛盾。照前面所說，王陵曾痛罵陳週二人：盟誓的時候，你們兩個難道不在場嗎？“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但細心的人一定能夠回想起，劉邦生前最後一個月，陳平和周勃恰好都在替代樊噲，出征盧綰的路程中，不可能有當面和劉邦歃血爲盟的機會。故此，“白馬之盟”時間上疑雲重重。
第三，形式的可疑。諸多學者列舉各種“盟”“誓”文本，大凡盟誓，都約定雙方權利義務。而所謂“白馬之盟”，“非劉氏爲王，天下共擊之”，卻只有功臣一方的義務，不合情理。也就是說，就算內容是真的，它也不應該稱爲“盟”，而更應該認爲是一種命令，就像上述劉邦的另一條詔令一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第四，內容的可疑。從內容上來看，“非劉氏爲王，天下共擊之”，也毫不合理。可以與高祖十二年三月那條詔令相對比。詔令稱“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伐誅的對象很明顯，是謀逆起兵者，法理也很清晰，因爲他背叛天子。而白馬之盟稱“非劉氏爲王，天下共擊之”，細細琢磨，問題是很大的。“非劉氏爲王”存在兩種情況：其一，非劉氏自己稱王，則白馬之盟的性質就與十二年三月詔令重複，沒有必要再次盟誓一遍；其二，是帝國的繼承者新天子任命非劉氏爲王，那“擊之”的對象則變得模棱兩可，究竟劉邦是讓大臣們擊被封的非劉氏王，還是擊亂行分封的新天子呢，如是前者，相當於劉邦鼓勵大臣不遵從新天子之命，如是後者，相當於劉邦鼓勵大臣謀逆。無論是哪一種，對於繼任的新天子，都有百害而無一利。劉邦作爲一名帝國兆基者，有什麼理由給自己的兒子、孫子設置這樣的障礙呢？即便劉邦想達到限制分封異姓王的目的，直接和子孫內部通過遺詔的方式來規定即可，遠比和功臣盟誓有效得多。
因此，“非劉氏爲王，天下共擊之”，這個內容只有在一個情況下才會變得合理。即劉邦十分確定帝國權柄會被一個非自己子孫握在手中，而這個人將會大封異姓王，纔會留下這樣一條命令。但既然如此，他又爲何不在死前就處理掉這一人呢？
基於這些理由，“非劉氏爲王，天下共擊之”時間形式上錯漏百出，內容上也不合情合理，但針對性卻特別強，矛頭直指呂后。因此“白馬之盟”更像是誅呂之變後，功臣集團爲了提高政變合法性而捏造的一條理由。只不過雖系捏造，這一理由卻可以有效防止後世再次發生外戚掌權的現象，因此被文帝朝廷將錯就錯，乾脆以假當真繼承和保留了下來。
那麼當初是誰在記載歷史時，把虛構的“白馬之盟”安插了進去呢？有一個人物值得懷疑。他就是陸賈，陸賈既是反呂聯盟的聯絡人，又是《楚漢春秋》的編寫者，而《楚漢春秋》是司馬遷寫《史記》中漢初歷史的主要參考文本。
把視角重新拉回到故事的主線上，孝惠帝既然已死，呂后自然可以着手料理朝中的人事安排，以解決兩派爭鋒相對的局面。
第一個解決的就是硬骨頭右丞相王陵。呂后對他實行明升暗降，一個月後就任命他爲少年新天子的太傅，也就是“帝師”這一職務，身份尊貴無比，實際卻離開了政府系統，不再擁有實權。呂后把效忠於自己的左丞相陳平提拔爲右丞相，又以寵臣審食其爲左丞相。由陳平處理朝中政務，審食其雖居丞相之位，卻不治事，只出入宮中，充當呂后身邊的侍臣，但大小事務，均要靠他和呂后溝通決斷。
呂后又提拔任敖爲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任敖也是沛縣元老之一，曾是獄吏，和劉邦交好。有一回劉邦因事逃匿，縣衙將呂后抓入牢中，獄卒對其不禮，任敖大怒而起擊傷獄卒，保護了呂后的尊嚴。呂后能以他爲三公，自然不僅僅因爲救命之恩，任敖必然在站位上選擇了親近呂后。
趁第一年的冬天還未結束，呂后追封了兩名呂氏爲王，一名是她的亡父呂公，一名是她亡兄，在建國征戰期間立下不小功績的呂澤。如前所述，在這之前，呂后已經妥善地安排好了輿論環境，三公里從陳平到審食其到任敖，無不是忠於她的，自然無人表示反對。但也側面說明，呂后之前在王陵、陳平、周勃三人之中討論的，應該也只不過是分封這兩名逝去的呂氏先人，不包括其他，否則大可以此時一步到位。而王陵以“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迴應，擊的目標當然不可能是已死之人，那就只有擊呂后本人了，更顯“白馬之盟”之無稽。
要再等四個月後，呂后才分封了第一位活着的呂氏外戚，侄子呂臺爲呂王，但同時也分封了孝惠帝的兩名兒子爲王。
呂后獨自執政的八年中，累計有劉氏子孫七人封王，呂氏外戚五人封王，功臣集團及其後代十九人封侯。
縱觀這八年的人事安排，很清晰地可以看見她的心思和計劃，即以保護嫡系繼承爲終極目標，以加強劉呂姻親爲堅實依靠，以打造親信寵臣班子爲政治保障。
爲何要保護嫡系繼承，可以通過數百年後唐朝的另一個故事來參考。
據說，武則天建立大周國後，隨着年老衰朽，在考慮繼承人時，曾諮詢狄仁傑是否該傳位於侄子武三思。狄仁傑用一句話打消了武則天的顧慮。
他是這麼說的：陛下有沒有看過侄子在祖廟裏供奉姑姑牌位祭祀的先例呢？
這個故事是否爲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透露了一個古代非常重要的生死觀念：祭祀。即古人非常重視死後能不能進入宗廟、祠堂得到後代的供奉，這也是古代傳宗接代的目的之一。即便無法生育，哪怕採取過繼、收養的方式，也要確定一名繼承人，將來能夠祭祀自己。
狄仁傑的意思即是：一旦武三思即位，供奉的自然是其父母，武則天只有傳位給親兒子，才能死後進入祖廟得到血食。
呂后同理。這也是她從保護孝惠帝太子地位，再到保護嫡系繼承的一貫理念。
爲何要加強劉呂姻親，則是因爲相對於功臣集團來說，劉呂二家畢竟有血緣之親，更值得信賴，一旦有變，可以成爲互相依靠互相庇佑的力量。
呂后加強二家姻親的方式，是將呂家女性紛紛嫁給劉氏子孫，比如將妹妹呂嬃的女兒嫁給了營陵侯劉澤，將呂產的女兒嫁給了趙王劉恢。不僅如此，呂后還將選親信的貼身婢女，贈與諸侯王爲妃。“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史記 外戚世家》”。
在送出去的這批婢女中，有一名姓竇的良家子，因爲老家在清河，便請求主辦這件事的宦官，把她分配到趙國去，可以離家近一些。宦官卻不小心忘記了這回事，也有可能是根本沒放在心上，最終竇氏去了代國，成爲代王劉恆的王妃，也即後來著名的竇太后。
除此之外，呂后還任信賴的劉氏子弟在宮中擔任要職，其中最重要的兩人，爲齊王劉肥的兒子：劉章、劉興居。
如前所述，劉肥積極向呂后表示誠意，而呂后也始終把劉肥作爲值得依靠的同盟，這大約可見劉邦未發跡尚在民間時，呂后就和這名私生子關係不錯。此時，劉肥已死，其長子劉襄繼任齊王之位。呂后又封其次子劉章爲朱虛侯，封其三子劉興居爲東弁侯，先後令兩人入宮宿衛。
宿衛一職，非比尋常，即保護禁宮的安全，相當於太后身邊最近距離的衛兵，非親信之人不足以任。呂后對齊王一系的信任程度，可見一般。
特別是朱虛侯劉章，年方二十左右，血氣方剛。呂后不僅將自己安危交由其護衛，又嫁以呂氏女兒，且似乎交給他執行家法，治理呂氏中行爲不軌之人的權力。
高後七年，劉章在太后的私人宴會上，當場斬殺了一名不守酒令的呂氏家人。沒有呂后默許，劉章何敢如此。
“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資治通鑑 卷十三 漢紀五》
諸呂和大臣怕的不是劉章，而是呂后賦予劉章的權力。
呂后對於非嫡系劉氏子孫的態度是：主動投誠的，像劉章劉興居等，便加以重用。拒絕合作的，則除之後快絕不手軟。她將呂氏女兒嫁給各諸侯王，並非單純聯姻一個目的，也有利用呂氏女兒嚴格監控諸侯王動向和態度之意。在趙王劉如意死後，又有連續兩任趙王劉友、劉恢因爲和呂氏女兒不合，遭到告密被處死。
不僅如此，當逐漸長大的前少帝得知親生母親是被呂后殺死時，也表達出了強烈的反抗之意。呂后毫不猶豫，將之廢除幽禁，重新立孝惠帝另一名兒子爲後少帝。
在呂后看來，穩固的江山裏不容有異己，她所做的一切，清楚的所有敵人，聯合的所有力量，都是爲了嫡系可以牢牢地掌握帝國命脈，而自己則可以在死後安然進入祖廟，千秋萬代接受子孫供奉。但她無論如何都意料不到，將來首起禍端的，正是自己委以重任、信賴無比之人——朱虛侯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