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發表於1930年2月1日《鄉教叢訊》創刊號的《生活即教育》一文中解釋了爲什麼這樣倒過來說，教育即生活是拿教育作生活，好教育固然是好生活，八股的教育也就造成八股的生活，生活即教育，根本上可以免除這種毛病。
生活即教育，教育極其廣闊自由，如同一個鳥放在林子裏面的。教育即生活，將教育和生活關在學校大門裏，如同一個鳥關在籠子裏的。
生活即教育是承認一切非正式的東西都在教育範圍以內，這是極有力量的，譬如與農民做朋友，是極好的教育，平常都被擯棄在課程以外，其他有效力的東西，也是如此。
生活即教育，是叫教育從書本得到人生的，從狹隘得到廣闊的，從字面的到手腦相長的，從耳目的到身心全顧的。
他在解釋社會即學校時說，我們主張社會即學校，是因爲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裏面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來。因爲在這樣的辦法下，不論校內校外的人，都可以做師生的。學校即社會，一切都減少，校外有經驗的農夫，就沒有人願意去領教，校內有價值的活動，外人也不得受益。
陶行知對杜威的教育學說的改造是革命的、徹底的改造，其前提是他首先把自己的政治立場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立場轉變到新民主主義革命者的立場，也就是自己的教育學說成爲中國民族的、大衆的、民主的、科學的新型教育學說，從而與西方種種資產階級教育學說及國內形形色色洋車伕教育學說劃清了界限，迴歸於民族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