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營造幻像以及觀念世界的角度總體上介入廢名的詩作，可能不失爲一條路子，並且有可能把握到廢名對中國現代詩歌史的貢獻。倘若單從詩歌體式上考察，廢名詩歌的不足還是比較顯見的。卞之琳的評價最爲到位：“他的分行新詩裏也自有些吉光片羽，思路難辨，層次欠明，他的詩語言上古今甚至中外雜陳，未能化古化歐，讀來不順，更少作爲詩，儘管是自由詩，所應有的節奏感和旋律感。”尤其是廢名的詩歌語言過於散文化，白話化，打磨不夠，有時尚不及小說語言精煉，則是更明顯的缺失。
但除卻上述不足，廢名獨特的貢獻和品質卻是他人無法替代的。這種特有之處可能正在於他爲現代詩壇提供了一種觀念詩，一種令人高舉遠慕有出塵之思的幻像詩，一種讀者必須藉助禪悟的功夫才能理解其深玄奧義的理趣詩。而這組新發現的廢名的佚詩，更加強化了廢名詩歌的這種獨特的幻像風格與理趣色彩。
朱光潛在評價《橋》的時候曾這樣說：“‘理趣’沒有使《橋》傾.頹，因爲它幸好沒有成爲‘理障’，因爲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與高華簡練的文字裏面。”“理趣”之所以沒有使《橋》“傾.頹”，可能不僅僅因爲它融化在意象與文字裏面，而更因爲《橋》在讀者期待視野中畢竟是小說，是“小說性”制約了理趣，使它沒有極.端化。那麼，在廢名更爲純粹的觀念詩中，理趣有沒有成爲把更多的讀者擋在門外的“理障”呢？這恐怕是廢名佚詩中值得思索的另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