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后駕崩後不久，齊王劉襄便接到一封從京城發來的密信，寫信的人是二弟朱虛侯劉章。
信中勸齊王立刻以誅呂爲名，發兵西進，屆時他將和三弟東弁侯劉興居爲內應，事成之後，便以齊王爲帝。
齊王一見此信，喜出望外。
如前所述，齊王一系實和呂后淵源最深，關係最鐵。老齊王劉肥，是劉邦私生子，在鄉間時就和呂后非常熟絡。到新齊王劉襄時，又令劉章、劉興居入宮宿衛，擔任親信之職。只不過呂后仍然留了個心眼，既重用齊王一系，又防備其實力過強，在去世的前一年，將齊國割出琅琊一郡給高祖堂弟劉澤，封其爲琅琊王。劉澤之妻，爲呂后侄女。呂后此舉，既爲削弱齊國實力，又爲多培植一名強勁幫手。
齊王和漢朝廷的同盟，是靠兩樣東西建立起來的，一是呂后和父親劉肥的關係，二是呂后的威權。劉肥一死，第一層聯繫已經脆弱不堪，呂后再駕崩之後，同盟隨即名存實亡。
對齊王來說，皇位的誘惑顯然更大。他心中甚至還可能不平，論長幼，他父親纔是高帝長子，他纔是高祖長孫，只不過因爲父親是私生子，纔沒有繼承帝國的資格。如今的少帝，年幼無知，既無治國實權，又無親信輔臣。此時不取而代之，更待何時？
而對於朱虛侯劉章來說，這一封密信顯然也是經過周密計算。他的身份比兄長齊王要更復雜，他既是劉氏宗親，又是呂祿的女婿。岳父雖然統領北軍，但權勢不如既統領南軍，又身爲相國的呂產。劉章曾經最大的靠山其實是呂后，只不過靠山已倒，而京城中失勢的一班舊功臣早就對得勢的呂氏虎視眈眈、蠢蠢欲動。從各種方面考慮，他都必須要找一個更穩固的靠山，找一條更安全的出路。
還有什麼比輔佐自己的親兄長當上天子更合適、更穩固、更安全呢？
他的密信一傳到，齊王就啓動叛亂計劃。
叛亂之初遇到了一點小小的挫折，漢朝廷爲每個諸侯國都設置了相國，名義上是輔助諸侯王治國，實際更起監視和限制作用。齊相召平得知齊王有叛亂之心，第一時間派兵包圍了王宮。齊國中尉魏勃使詐，騙得軍權，反過來包圍了相府。召平無奈自殺。齊王順利清理了國內漢朝廷的耳目眼線。
隨之，齊王把目光投向了當初從齊國割出去的琅琊國。琅琊國近在肘腋，琅琊王又是呂后侄女婿，必須拉他一起起兵，消一敵、增一友，否則極易在後方生患。
齊王遣使者說劉澤道：“呂氏欲在京城作亂，齊國身爲劉氏宗親，正準備發兵西討。只是齊王自以爲年少，從未經歷過兵革戰陣，戰戰兢兢，怕耽誤社稷大事。大王您自高帝時就爲將軍，四面攻伐，戰無不勝，因此齊王願舉全國之力，聽您指揮調遣。請大王到臨淄一聚，共商詳情。”
琅琊王劉澤一聽，自然知道“呂氏作亂”只不過是起兵的藉口，真實的目的是覬覦皇位。對於任何一名劉氏宗親來說，這都是一個很難拒絕的誘惑，哪怕劉澤只是高祖劉邦的堂弟，也不例外。
劉澤滿心歡喜地趕到臨淄，馬上發現不對勁，齊王再也不提聽他指揮調遣的事了。劉澤這才明白齊王並非要尊他爲盟主，只是找了個理由挾持自己而已。齊王真實的目的，是要發動琅琊國的兵馬一起起事，從而無法在後方成爲自身的隱患。
於今之計，脫身爲上。劉澤便藉機對齊王道：“大王您是高帝長孫，於情於理，都該立爲天子。只是僅僅你我兩國舉兵西討，實力畢竟單薄。如今功臣元老在京城中，猶豫觀望，徘徊不定。我在劉氏宗親中年紀最長，略有威望，留在此處毫無作用，不如派我入京遊說大臣，助大王一臂之力，如此大王必能義旗一舉，傳檄而定。
齊王既已發動琅琊國國中兵力，倒也不擔心劉澤有其他企圖，便放他入關而去。
隨即，齊王向各諸侯王發出檄書，歷數呂后與呂氏各項罪狀，舉齊和琅琊兩國之兵，向西進發。
值得一提的是，這封檄書首次正式向呂后本人興師問罪，在如此正式的一封文書裏，仍然沒有提到呂后有違背“白馬之盟”，不得不更令人懷疑“白馬之盟”的真實性。檄書最後雖然提到“誅不當爲王者”，但縱觀前後文，齊王之所以認爲幾名呂氏不當爲王，只是因爲他們的地盤是從劉氏王手中分割出來的。
東方舉兵的消息傳到長安城內，相國呂產大驚，連忙派遣灌嬰將軍前往征討。
卻不料，灌嬰領着大軍趕到滎陽後，駐紮下來，遣使和齊王約和，準備擁兵坐觀其變。
這樣的一個舉動，實際上暗示着，灌嬰已經知道京城中即將爆發一場劇烈的變動，作爲一名功臣元老，他的立場已經非常明顯。
而長安城內，陳平和周勃等人的部署已經開始啓動。
他們瞄準的第一個對象是呂祿，呂祿統領的北軍，負責長安城內各城門的守衛。只要奪得北軍的控制權，就相當於控制了整個長安城的出入，自然可以將內部的諸呂一網打盡。
但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奪回北軍軍權呢，手中尚無兵卒，強來自然不行，陳平周勃想到的計策是誆騙。
朝中有一員老將酈商，即是當年被烹殺的策士酈食其之弟。酈商雖是功勳，卻非沛縣集團人物，後立場逐漸偏向呂后，其子酈寄和呂祿感情尤其交好。陳平、周勃使人劫持酈商，逼迫酈寄前往遊說呂祿。
酈寄不得已，前往呂府，勸呂祿道：“大王知道此刻外面是何形勢嗎？”
呂祿自然知道齊兵以“討伐呂氏”爲名西進之事，正一籌莫展呢，便問：“足下有何高見？”
酈寄道：“當今之時，太后駕崩，少帝年幼，大王身配趙王之印，卻不前往封國，偏偏擔任上將，領兵在京城逗留。大臣、諸侯不知大王意欲何爲，人人自危，誰不狐疑？臣竊以爲，大王何不歸還將印給太尉，請梁王呂產歸還相國之印，呂氏和大臣盟誓，各自回到封國。如此大臣心安、齊兵必罷。大王回到趙國也可高枕無憂，治千里之疆，此乃萬世之利。”
呂祿聽完一時猶豫不決，畢竟齊王的矛頭直指呂氏整個家族，於是使人把酈寄的建議報呂產和呂氏其他老人一起商議，衆人議論紛紛，有的認爲可行，有的認爲不妥，比如樊噲之妻呂嬃便極力反對。“身爲將軍，棄軍而去，我看呂氏再無容身之處了！”說完呂嬃氣憤地將家中珠寶丟棄一地，道：“何必再爲他人守此財富！”
呂氏計無所出，陳平和周勃卻不能再等了。
高後八年八月庚申日，是呂后下葬後的第三十九日，齊王逼死齊相後的第十四日。
這一天的早晨，曹參之子，時任御史大夫的曹窋照例去見相國呂產商議公事。談話間，郎中令賈壽匆匆闖進來，他是從前方出使齊國而來。他一進來就焦急地數落呂產：“大王爲何不早日辭相位，回封國去？如今就算想回，恐怕已無機會。”
呂產驚問何事。賈壽把前方灌嬰和齊國合縱的事情悉數道來，催呂產趕緊進宮應急部署。
曹窋在旁一一聽在耳裏，默不作聲。
等從呂產那裏出來，曹窋連忙趕往陳平、周勃處通風報信。
這個消息對於功臣集團來說，無疑是個噩耗，他們還沒有奪得北軍的控制權，呂產就有可能先行一步，實行反制。因此，整個計劃必須馬上啓動加速、刻不容緩。
這時，父親被功臣挾持的酈寄再次受命，前往勸說呂祿。
酈寄作出十萬火急的樣子道：“陛下已令太尉來統管北軍，讓大王趕緊前往封國。事情緊急，趕緊把將印留下即刻啓程，否則恐怕有大禍臨頭！”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史記 呂太后本紀》
呂祿這次相信了這位好友的勸告，一方面酈寄火燒眉毛的樣子看上去煞有介事，另一方面，呂祿本身心裏就早已動搖，否則當初就不會把酈寄的建議拿出來和呂氏家族商討了。
等到周勃匆匆趕來時，呂祿早已離去。
周勃舉着將印對北軍士兵道：“擁護呂氏者袒露右臂，擁護劉氏者袒露左臂。”
士兵當然不傻，紛紛褪下左臂上的衣服，表示聽命於周勃。
周勃將一千多士兵交由朱虛侯劉章道：“呂產估計已入未央宮，速速進宮保護陛下。”
劉章領着人趕到宮中時，呂產正左右徘徊，不知所措，見劉章前來，慌亂躲避，被殺死在廁所之中。緊接着劉章又趕到長樂宮，殺死衛尉呂更始，纔回到北軍向周勃稟報。
周勃這才鬆了一口氣，道：“最擔心的就是呂產，呂產一死，天下已定！”
第二日，功臣集團派兵在城中搜捕呂氏家族，無論男女少長，統統斬殺，包括樊噲的妻子呂嬃、兒子樊伉。
第七日，派遣劉章以誅呂之事告知前線，齊王因此罷兵，灌嬰也率軍從滎陽趕回長安。
一場血腥暴力的陰謀政變，就此落下帷幕。
但是回顧整個事件，有幾個問題必須重新審視一下。
第一，呂氏究竟有沒有叛亂。儘管諸侯王和功臣口口聲聲呂氏“欲爲亂”，甚至稱其“欲危劉氏而自立”，但我們在所有記載的字裏行間，看不到任何證據，至少沒有爲亂之實跡。從呂祿和呂產應對功臣事變的反應之倉促和慌亂來看，也絲毫不像有任何爲亂的計劃。而功臣集團的行動卻周密部署，從劉章寫給齊王的反信，到灌嬰駐兵滎陽坐觀其變，到挾持酈商逼迫其子擔任說客，再到曹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無一不是提前計劃好的。與其說呂氏欲爲亂，不如說功臣欲爲亂來得更合適。
第二，劉章既勸兄長齊王自立，在行動中，卻又全程接受功臣部署，充分說明功臣集團和諸侯王早已聯合，並且應當是由劉章擔任中間的聯絡人。這兩大集團不會平白無故聯合，一定要有能滿足雙方的利益條件。功臣集團的利益訴求很簡單，驅除呂氏，重新掌權即是他們的目的。劉章和弟弟劉興居的訴求也很簡單，他們身爲侯爵，假如政變後能晉升爲王，封得一塊好地，便有足夠的驅動力。
“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弁侯。”——《史記 齊悼惠王世家》
這一段原話的表述容易有歧義，讓人以爲功臣和劉章劉興居達成條件是在誅呂之後，看到劉章立有大功才許以趙國。如果是這樣，那劉興居在誅呂中並無功勞，何以要許以梁國呢？可見該事應在誅呂前，是功臣集團以趙國、梁國爲誘餌，完成了對兩位劉侯的招募。
齊王的訴求則有兩大可能，一是齊國曾在呂后手中被割出去城陽、琅琊、濟南等郡，國力財力大損，恢復舊有國土，這應是他最低的要求；二是乾脆藉此機會自立爲帝。無法確定功臣集團究竟應允了齊王什麼條件，但總不外乎這兩條。
第三，最後的政變中，表面上處處由周勃部署行動，但不能忽略幕後另有一位關鍵人物：陳平。
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史記 呂太后本紀》
平陽侯（曹窋）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史記 呂太后本紀》
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史記 呂太后本紀》
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史記 陳丞相世家》
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史記 齊悼惠王世家》
各種跡象表明，陳平在政變中擔當的，應是主謀和核心地位。他發揮了自己“長於陰謀權術，善於見風使舵（李開元語）”的特點，從一名積極的親呂派，一改而爲反呂集團首腦，主導了這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中國人常說“蓋棺定論”。意即：一個人死後，才能對其一生作客觀、綜合的定論。
雖然矛盾衝突、利益爭鬥是惠帝朝和呂后朝的主線，但我們不能僅僅把眼光盯在政治內耗上，也要簡要看一看總計這十五年裏的治國綱要和整體民生。
孝惠帝執政七年，基本確立了漢朝以“孝”治國倫理，自他起，天子諡號裏都冠以“孝”字，這一習慣，後來甚至影響到匈奴。
在理念上，無論孝惠或呂后，都堅持與民休息，儘量不多生事，鼓勵百姓生育、農耕，儘可能快速地讓國力、人口從戰後的瘡痍中恢復過來。
比如惠帝四年，曾下詔免除能力耕者的田租，這自然是爲了鼓勵生產。惠帝六年，允許百姓售賣爵位，以免苦於貧困。同是六年，對十五歲至三十歲之間未嫁的女性，徵收五倍人頭稅，目的是鼓勵婚育，加速恢復人口。再如高後元年，廢除誅三族的酷刑，廢除妖言令，即傳播謠言之罪，給百姓創造一個更寬鬆的法律環境。
在對匈奴的外交政策方面，也是以和爲主，不輕易主戰，以傷民本。匈奴冒頓單于曾寫了一封國書給呂后，措辭傲慢猖狂，極盡侮辱之態。大意是稱呂后剛死了丈夫，他也恰好死了閼氏，鰥夫寡婦，不如湊一對兒做個相好。呂后一度怒不可遏，最後仍按捺心火，採取了以宗室女和親的策略。
並非說一味隱忍纔是對的，但漢初國力衰弱，百廢待興，生民則嗷嗷待哺，企望休養。惠帝和呂后的治國理念，顯然是順應時代和民心的。忍私人之忿，利百姓之生，這是大智。
但回頭來書，“蓋棺定論”這個詞本身就很難客觀，至少用在孝惠帝和呂后身上，它並不合適。
如前所述，正因爲功臣集團和諸侯王這一場誅呂之變，對惠帝和呂后的“定論”，自然要塗抹修改。包括後來即位的新天子漢文帝，如何“適當”評價呂后，關係到政變和即位的合法性。呂后若行事光明，則他們是亂臣；只有呂后變成危及劉氏江山的罪人，他們才能變成撥亂反正的忠臣和救亡者。
在這樣一個不言而喻的邏輯指導下，呂后的跋扈和野心被無限放大，爲了突出這位母親的殘忍和獨斷，還有意誇張了孝惠帝的仁弱。
蓋棺定論客不客觀，也要看由誰來論。
時光再往後推200年左右，東漢建武二年，一支被稱作“赤眉軍”的農民軍隊在長安附近四處劫掠，他們知道這裏埋葬着漢朝的諸多帝王后妃，於是大肆挖掘，希望得到那些已經被帶入地下的寶藏財富。
這是一支陷入瘋狂、窮兇極惡的隊伍。
《後漢書》載：“（赤眉軍）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污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
如果前面的“污辱”還有不同的理解，後面的“淫穢”兩字，應該很可以說明赤眉軍對呂后的屍體做了些什麼。
呂后死的時候六十二歲，從她去世到這一年是 206 年的時間。雖然現代考古經常能挖掘出一些保存完好的千年乾屍或浸泡在液體中的溼屍，但死了兩百年，要完全如史書所說“如生”，也是不大可能。當然，也不要懷疑是不是真有人願意污辱這樣的屍體，如果你看過一些戰爭年代的具體記載，就會知道，巨大生存壓力之下的士兵，作出任何變態的事情，都在情理之中。
但“污辱”呂后的，並不僅僅只是赤眉軍。
我們注意到原文裏有“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可見第一，形容如生的不是隻有呂后一個，第二，多行淫穢說明遭殃的也絕不止呂后一人；諸陵之中，還埋葬了文帝的母親薄太后，武帝的母親王太后等，恐怕也難逃被辱。問題來了，爲什麼獨獨要點出呂后，而其他人史官就隱去姓名，“爲尊者諱”了呢？
不久之後，東漢光武帝又做了一件事，他直接把呂后的牌位從高廟中移了出來，認爲她不配在劉邦的身邊享受祭祀，而改以文帝的母親薄太后爲高皇后。
這說明自諸呂之變以來，不管呂后真實爲人如何，其名字在後世已經成爲了一個符號，一個後宮亂政、導致外戚掌權的典型。爲了警戒後世，所以纔要單獨點出她被亂軍行淫穢一事。
說到底，這是一場帝王、將相、史官、暴民對一個死去女人的集體污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