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驾崩后不久，齐王刘襄便接到一封从京城发来的密信，写信的人是二弟朱虚侯刘章。
信中劝齐王立刻以诛吕为名，发兵西进，届时他将和三弟东弁侯刘兴居为内应，事成之后，便以齐王为帝。
齐王一见此信，喜出望外。
如前所述，齐王一系实和吕后渊源最深，关系最铁。老齐王刘肥，是刘邦私生子，在乡间时就和吕后非常熟络。到新齐王刘襄时，又令刘章、刘兴居入宫宿卫，担任亲信之职。只不过吕后仍然留了个心眼，既重用齐王一系，又防备其实力过强，在去世的前一年，将齐国割出琅琊一郡给高祖堂弟刘泽，封其为琅琊王。刘泽之妻，为吕后侄女。吕后此举，既为削弱齐国实力，又为多培植一名强劲帮手。
齐王和汉朝廷的同盟，是靠两样东西建立起来的，一是吕后和父亲刘肥的关系，二是吕后的威权。刘肥一死，第一层联系已经脆弱不堪，吕后再驾崩之后，同盟随即名存实亡。
对齐王来说，皇位的诱惑显然更大。他心中甚至还可能不平，论长幼，他父亲才是高帝长子，他才是高祖长孙，只不过因为父亲是私生子，才没有继承帝国的资格。如今的少帝，年幼无知，既无治国实权，又无亲信辅臣。此时不取而代之，更待何时？
而对于朱虚侯刘章来说，这一封密信显然也是经过周密计算。他的身份比兄长齐王要更复杂，他既是刘氏宗亲，又是吕禄的女婿。岳父虽然统领北军，但权势不如既统领南军，又身为相国的吕产。刘章曾经最大的靠山其实是吕后，只不过靠山已倒，而京城中失势的一班旧功臣早就对得势的吕氏虎视眈眈、蠢蠢欲动。从各种方面考虑，他都必须要找一个更稳固的靠山，找一条更安全的出路。
还有什么比辅佐自己的亲兄长当上天子更合适、更稳固、更安全呢？
他的密信一传到，齐王就启动叛乱计划。
叛乱之初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汉朝廷为每个诸侯国都设置了相国，名义上是辅助诸侯王治国，实际更起监视和限制作用。齐相召平得知齐王有叛乱之心，第一时间派兵包围了王宫。齐国中尉魏勃使诈，骗得军权，反过来包围了相府。召平无奈自杀。齐王顺利清理了国内汉朝廷的耳目眼线。
随之，齐王把目光投向了当初从齐国割出去的琅琊国。琅琊国近在肘腋，琅琊王又是吕后侄女婿，必须拉他一起起兵，消一敌、增一友，否则极易在后方生患。
齐王遣使者说刘泽道：“吕氏欲在京城作乱，齐国身为刘氏宗亲，正准备发兵西讨。只是齐王自以为年少，从未经历过兵革战阵，战战兢兢，怕耽误社稷大事。大王您自高帝时就为将军，四面攻伐，战无不胜，因此齐王愿举全国之力，听您指挥调遣。请大王到临淄一聚，共商详情。”
琅琊王刘泽一听，自然知道“吕氏作乱”只不过是起兵的借口，真实的目的是觊觎皇位。对于任何一名刘氏宗亲来说，这都是一个很难拒绝的诱惑，哪怕刘泽只是高祖刘邦的堂弟，也不例外。
刘泽满心欢喜地赶到临淄，马上发现不对劲，齐王再也不提听他指挥调遣的事了。刘泽这才明白齐王并非要尊他为盟主，只是找了个理由挟持自己而已。齐王真实的目的，是要发动琅琊国的兵马一起起事，从而无法在后方成为自身的隐患。
于今之计，脱身为上。刘泽便借机对齐王道：“大王您是高帝长孙，于情于理，都该立为天子。只是仅仅你我两国举兵西讨，实力毕竟单薄。如今功臣元老在京城中，犹豫观望，徘徊不定。我在刘氏宗亲中年纪最长，略有威望，留在此处毫无作用，不如派我入京游说大臣，助大王一臂之力，如此大王必能义旗一举，传檄而定。
齐王既已发动琅琊国国中兵力，倒也不担心刘泽有其他企图，便放他入关而去。
随即，齐王向各诸侯王发出檄书，历数吕后与吕氏各项罪状，举齐和琅琊两国之兵，向西进发。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檄书首次正式向吕后本人兴师问罪，在如此正式的一封文书里，仍然没有提到吕后有违背“白马之盟”，不得不更令人怀疑“白马之盟”的真实性。檄书最后虽然提到“诛不当为王者”，但纵观前后文，齐王之所以认为几名吕氏不当为王，只是因为他们的地盘是从刘氏王手中分割出来的。
东方举兵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内，相国吕产大惊，连忙派遣灌婴将军前往征讨。
却不料，灌婴领着大军赶到荥阳后，驻扎下来，遣使和齐王约和，准备拥兵坐观其变。
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暗示着，灌婴已经知道京城中即将爆发一场剧烈的变动，作为一名功臣元老，他的立场已经非常明显。
而长安城内，陈平和周勃等人的部署已经开始启动。
他们瞄准的第一个对象是吕禄，吕禄统领的北军，负责长安城内各城门的守卫。只要夺得北军的控制权，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长安城的出入，自然可以将内部的诸吕一网打尽。
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夺回北军军权呢，手中尚无兵卒，强来自然不行，陈平周勃想到的计策是诓骗。
朝中有一员老将郦商，即是当年被烹杀的策士郦食其之弟。郦商虽是功勋，却非沛县集团人物，后立场逐渐偏向吕后，其子郦寄和吕禄感情尤其交好。陈平、周勃使人劫持郦商，逼迫郦寄前往游说吕禄。
郦寄不得已，前往吕府，劝吕禄道：“大王知道此刻外面是何形势吗？”
吕禄自然知道齐兵以“讨伐吕氏”为名西进之事，正一筹莫展呢，便问：“足下有何高见？”
郦寄道：“当今之时，太后驾崩，少帝年幼，大王身配赵王之印，却不前往封国，偏偏担任上将，领兵在京城逗留。大臣、诸侯不知大王意欲何为，人人自危，谁不狐疑？臣窃以为，大王何不归还将印给太尉，请梁王吕产归还相国之印，吕氏和大臣盟誓，各自回到封国。如此大臣心安、齐兵必罢。大王回到赵国也可高枕无忧，治千里之疆，此乃万世之利。”
吕禄听完一时犹豫不决，毕竟齐王的矛头直指吕氏整个家族，于是使人把郦寄的建议报吕产和吕氏其他老人一起商议，众人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可行，有的认为不妥，比如樊哙之妻吕媭便极力反对。“身为将军，弃军而去，我看吕氏再无容身之处了！”说完吕媭气愤地将家中珠宝丢弃一地，道：“何必再为他人守此财富！”
吕氏计无所出，陈平和周勃却不能再等了。
高后八年八月庚申日，是吕后下葬后的第三十九日，齐王逼死齐相后的第十四日。
这一天的早晨，曹参之子，时任御史大夫的曹窋照例去见相国吕产商议公事。谈话间，郎中令贾寿匆匆闯进来，他是从前方出使齐国而来。他一进来就焦急地数落吕产：“大王为何不早日辞相位，回封国去？如今就算想回，恐怕已无机会。”
吕产惊问何事。贾寿把前方灌婴和齐国合纵的事情悉数道来，催吕产赶紧进宫应急部署。
曹窋在旁一一听在耳里，默不作声。
等从吕产那里出来，曹窋连忙赶往陈平、周勃处通风报信。
这个消息对于功臣集团来说，无疑是个噩耗，他们还没有夺得北军的控制权，吕产就有可能先行一步，实行反制。因此，整个计划必须马上启动加速、刻不容缓。
这时，父亲被功臣挟持的郦寄再次受命，前往劝说吕禄。
郦寄作出十万火急的样子道：“陛下已令太尉来统管北军，让大王赶紧前往封国。事情紧急，赶紧把将印留下即刻启程，否则恐怕有大祸临头！”
“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史记 吕太后本纪》
吕禄这次相信了这位好友的劝告，一方面郦寄火烧眉毛的样子看上去煞有介事，另一方面，吕禄本身心里就早已动摇，否则当初就不会把郦寄的建议拿出来和吕氏家族商讨了。
等到周勃匆匆赶来时，吕禄早已离去。
周勃举着将印对北军士兵道：“拥护吕氏者袒露右臂，拥护刘氏者袒露左臂。”
士兵当然不傻，纷纷褪下左臂上的衣服，表示听命于周勃。
周勃将一千多士兵交由朱虚侯刘章道：“吕产估计已入未央宫，速速进宫保护陛下。”
刘章领着人赶到宫中时，吕产正左右徘徊，不知所措，见刘章前来，慌乱躲避，被杀死在厕所之中。紧接着刘章又赶到长乐宫，杀死卫尉吕更始，才回到北军向周勃禀报。
周勃这才松了一口气，道：“最担心的就是吕产，吕产一死，天下已定！”
第二日，功臣集团派兵在城中搜捕吕氏家族，无论男女少长，统统斩杀，包括樊哙的妻子吕媭、儿子樊伉。
第七日，派遣刘章以诛吕之事告知前线，齐王因此罢兵，灌婴也率军从荥阳赶回长安。
一场血腥暴力的阴谋政变，就此落下帷幕。
但是回顾整个事件，有几个问题必须重新审视一下。
第一，吕氏究竟有没有叛乱。尽管诸侯王和功臣口口声声吕氏“欲为乱”，甚至称其“欲危刘氏而自立”，但我们在所有记载的字里行间，看不到任何证据，至少没有为乱之实迹。从吕禄和吕产应对功臣事变的反应之仓促和慌乱来看，也丝毫不像有任何为乱的计划。而功臣集团的行动却周密部署，从刘章写给齐王的反信，到灌婴驻兵荥阳坐观其变，到挟持郦商逼迫其子担任说客，再到曹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无一不是提前计划好的。与其说吕氏欲为乱，不如说功臣欲为乱来得更合适。
第二，刘章既劝兄长齐王自立，在行动中，却又全程接受功臣部署，充分说明功臣集团和诸侯王早已联合，并且应当是由刘章担任中间的联络人。这两大集团不会平白无故联合，一定要有能满足双方的利益条件。功臣集团的利益诉求很简单，驱除吕氏，重新掌权即是他们的目的。刘章和弟弟刘兴居的诉求也很简单，他们身为侯爵，假如政变后能晋升为王，封得一块好地，便有足够的驱动力。
“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弁侯。”——《史记 齐悼惠王世家》
这一段原话的表述容易有歧义，让人以为功臣和刘章刘兴居达成条件是在诛吕之后，看到刘章立有大功才许以赵国。如果是这样，那刘兴居在诛吕中并无功劳，何以要许以梁国呢？可见该事应在诛吕前，是功臣集团以赵国、梁国为诱饵，完成了对两位刘侯的招募。
齐王的诉求则有两大可能，一是齐国曾在吕后手中被割出去城阳、琅琊、济南等郡，国力财力大损，恢复旧有国土，这应是他最低的要求；二是干脆借此机会自立为帝。无法确定功臣集团究竟应允了齐王什么条件，但总不外乎这两条。
第三，最后的政变中，表面上处处由周勃部署行动，但不能忽略幕后另有一位关键人物：陈平。
绛侯乃与丞相平谋，使人劫郦商。——《史记 吕太后本纪》
平阳侯（曹窋）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太尉。——《史记 吕太后本纪》
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史记 吕太后本纪》
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史记 陈丞相世家》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朱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史记 齐悼惠王世家》
各种迹象表明，陈平在政变中担当的，应是主谋和核心地位。他发挥了自己“长于阴谋权术，善于见风使舵（李开元语）”的特点，从一名积极的亲吕派，一改而为反吕集团首脑，主导了这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
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意即：一个人死后，才能对其一生作客观、综合的定论。
虽然矛盾冲突、利益争斗是惠帝朝和吕后朝的主线，但我们不能仅仅把眼光盯在政治内耗上，也要简要看一看总计这十五年里的治国纲要和整体民生。
孝惠帝执政七年，基本确立了汉朝以“孝”治国伦理，自他起，天子谥号里都冠以“孝”字，这一习惯，后来甚至影响到匈奴。
在理念上，无论孝惠或吕后，都坚持与民休息，尽量不多生事，鼓励百姓生育、农耕，尽可能快速地让国力、人口从战后的疮痍中恢复过来。
比如惠帝四年，曾下诏免除能力耕者的田租，这自然是为了鼓励生产。惠帝六年，允许百姓售卖爵位，以免苦于贫困。同是六年，对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未嫁的女性，征收五倍人头税，目的是鼓励婚育，加速恢复人口。再如高后元年，废除诛三族的酷刑，废除妖言令，即传播谣言之罪，给百姓创造一个更宽松的法律环境。
在对匈奴的外交政策方面，也是以和为主，不轻易主战，以伤民本。匈奴冒顿单于曾写了一封国书给吕后，措辞傲慢猖狂，极尽侮辱之态。大意是称吕后刚死了丈夫，他也恰好死了阏氏，鳏夫寡妇，不如凑一对儿做个相好。吕后一度怒不可遏，最后仍按捺心火，采取了以宗室女和亲的策略。
并非说一味隐忍才是对的，但汉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生民则嗷嗷待哺，企望休养。惠帝和吕后的治国理念，显然是顺应时代和民心的。忍私人之忿，利百姓之生，这是大智。
但回头来书，“盖棺定论”这个词本身就很难客观，至少用在孝惠帝和吕后身上，它并不合适。
如前所述，正因为功臣集团和诸侯王这一场诛吕之变，对惠帝和吕后的“定论”，自然要涂抹修改。包括后来即位的新天子汉文帝，如何“适当”评价吕后，关系到政变和即位的合法性。吕后若行事光明，则他们是乱臣；只有吕后变成危及刘氏江山的罪人，他们才能变成拨乱反正的忠臣和救亡者。
在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逻辑指导下，吕后的跋扈和野心被无限放大，为了突出这位母亲的残忍和独断，还有意夸张了孝惠帝的仁弱。
盖棺定论客不客观，也要看由谁来论。
时光再往后推200年左右，东汉建武二年，一支被称作“赤眉军”的农民军队在长安附近四处劫掠，他们知道这里埋葬着汉朝的诸多帝王后妃，于是大肆挖掘，希望得到那些已经被带入地下的宝藏财富。
这是一支陷入疯狂、穷凶极恶的队伍。
《后汉书》载：“（赤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如果前面的“污辱”还有不同的理解，后面的“淫秽”两字，应该很可以说明赤眉军对吕后的尸体做了些什么。
吕后死的时候六十二岁，从她去世到这一年是 206 年的时间。虽然现代考古经常能挖掘出一些保存完好的千年干尸或浸泡在液体中的湿尸，但死了两百年，要完全如史书所说“如生”，也是不大可能。当然，也不要怀疑是不是真有人愿意污辱这样的尸体，如果你看过一些战争年代的具体记载，就会知道，巨大生存压力之下的士兵，作出任何变态的事情，都在情理之中。
但“污辱”吕后的，并不仅仅只是赤眉军。
我们注意到原文里有“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可见第一，形容如生的不是只有吕后一个，第二，多行淫秽说明遭殃的也绝不止吕后一人；诸陵之中，还埋葬了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等，恐怕也难逃被辱。问题来了，为什么独独要点出吕后，而其他人史官就隐去姓名，“为尊者讳”了呢？
不久之后，东汉光武帝又做了一件事，他直接把吕后的牌位从高庙中移了出来，认为她不配在刘邦的身边享受祭祀，而改以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高皇后。
这说明自诸吕之变以来，不管吕后真实为人如何，其名字在后世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后宫乱政、导致外戚掌权的典型。为了警戒后世，所以才要单独点出她被乱军行淫秽一事。
说到底，这是一场帝王、将相、史官、暴民对一个死去女人的集体污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