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以農業立國，糧食即是百姓生活的首要物質，也是治國安邦的首要任務。在明代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之前，官員俸祿也都是以糧食計算，直到現在，一些農村的耕地租金也習慣以糧食折價。
作爲糧食儲存的倉庫，顯得尤爲重要，不但做爲糧食的容器存在至今，有時還成爲文化的載體留存下來。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有首《楚茨》詩，就有寫到糧倉的句子“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描寫了糧食堆滿倉庾的豐收景象。
古代管理國家糧倉的機構叫“庾司”，掌管國家糧倉的官員叫“庾吏”，“庾”的原意就是露天的穀倉。糧倉中的糧食會因鬥在裝糧時的多寡而出現損益，常說的地主“大斗進、小鬥出”的剝削手法祕密就在這裏，這爲庾吏的腐敗行爲提供了空間。
《太平廣記》記載：唐朝時，庾吏爲了巴結一些朝中要員，由倉庫的差役將其俸祿直接送至家中。一次監察御史李畬不在家，其母收到倉庫差役送來的俸祿，重新稱量後發現多出了三石。李母詢問原因，知道是庾吏爲了巴結兒子，在裝祿米時儘量多裝，直到實在裝不下爲止。李母又問該付差役多少車腳錢，差役堅決不敢收，說上司交待，凡是給御史家送祿米絕不許收取車腳錢。李母頓時生氣了，退還了多出來的三石糧食，並按市場價付了差役車腳錢。李母此舉，意在教育自己的兒子。李畬知道後，問責了相關倉庫管理官員，對他們的腐敗行爲進行了嚴懲。
由此可見，倉庫管理官員公正無私至關重要。朱熹在仕途的第一任——同安主簿任上，視察糧倉時，就在糧倉牆壁上，題了一首與倉庫管理官員共勉的詩：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
若教老子莊周見，剖鬥除衡付一空。
在朱熹看來，用於度量的鬥和衡（稱）是至公無私的，有私心的只是人的貪慾，而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如果做到老子莊周說的沒有私心，可以砸爛鬥斛、折斷秤尺了。
朱熹五歲始入小學，在父親朱松的教育下，從小就接受了儒家傳統文化的教育。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的朱熹考中進士。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來到仕途生涯的第一站——同安，任同安主簿。在儒家文化浸染下，朱熹深知公心對官員從事政務的重要性，朱熹的《題米倉壁》詩，奉勸倉管人員要象度量衡一樣大公無私，不可循私舞弊；並引用老莊的觀點，教育管理人員要自覺摒棄私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公”是一個很高的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禮記·禮運篇》的名言。朱熹也說過一句有關“公”的名言：“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個沒下梢。”朱熹說的意思是，爲官不在大小，而在於爲公，如果爲公即使再小的官，也受人尊敬，反之，哪怕當了宰相，也跟沒了下半截的馬鞭子一樣，沒有個好結果。朱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他一生仕宦生涯中，始終堅持“凡事只是一個公”，做到公私分明、一心爲公、克己奉公。
至於何爲“公”、何爲“私”，朱熹是這樣說的，“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傢俬意去處之，便私。”朱熹認爲，“天下正大底道理”就是“天理”，“自傢俬意”就是“人慾”。爲此，朱熹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念，要求人們保存心中本具的天理，消滅人的過度慾望。
公私之間，有人是這樣區分的：大公無私是聖人，公而忘私是賢人，先公後私是好人，有公有私是常人，先私後公是小人，損公肥私是罪人。對於每一個追求正能量的人來說，要樹立“凡事只是一個公”的理念，尊崇聖人，學習賢人，爭做好人，提升常人，遠離小人，懲治罪人。
近幾年來，糧食系統頻發重大腐敗案件。每一個黨員幹部應引此爲戒，從朱熹的《題米倉壁》詩中汲取智慧，樹立“凡事只是一個公”的理念，做到掌權爲公、用權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