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狩獵採集走向種糧食、養家畜，是人類歷史上極其關鍵的一步。正是解決了長期溫飽問題，其他需求和慾望纔出現，纔出現了其他動物從未出現的專業分工，纔出現了階層和社會結構，進而纔出現了槍炮、細菌和鋼鐵，整個人類社會才具備了不斷向前加速發展的基礎。但是，《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卻說：
農業革命是人類史上最大騙局。
「想象力」成就了人類，也同樣給人類挖了一個接一個的大坑。早期狩獵採集人類的日子其實過得挺自在的，站在農業這個選擇路口上，人類發揮了自己的想象力：工作努力辛苦一些，生活也就能過得好一點。這個大坑在於：爲了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很大一部分人付出了幾乎整個生命過程的努力工作，願景中的美好生活從來也沒享受到。即便到了現代，人類也沒能跳出這個大坑：
日復一日的爲未來而痛苦工作，然而美好的未來從未到來。
這個問題，其實是值得現代人深思的。我們不妨回到一個基礎問題上想想：
我已經解決了溫飽，這短暫的一生到底該追求點什麼？
物種（即演化）的成功，衡量標準是物種的「繁衍保障」，換句話說，物種的個體數量越多，基因存在數量越多，物種的繁衍越有保障，該物種的演化就越成功。
然而，物種演化的成功，並不代表個體的幸福。即演化成功不代表演化正確。而且，物種演化的成功往往意味着物種大多數成員的「不幸福生活」。堪稱「自然之神的終極諷刺」。
我們來看看農業革命中出現三種“演化成功”的物種：農作物、家畜、人類。如果從亞里士多德「目的因」的角度來衡量，這三類物種並不能稱得上演化正確。農作物數量是激增了，但它們存在的主要意義是「被人類喫」以及「如何更好地被人類喫」，其基因演化的方向其實很悲慘；家畜的數量是激增了，但它們存在的主要意義是「被人類喫」以及「被人類驅使」，其動物本性中的幸福自由成分早已蕩然無存；人類的數量是激增了，但作爲農業社會主體的農民卻過得極其悲慘，遠遠不如採集狩獵社會的人們日子過得舒服。
資源的有限性和生物數量增加之間必然存在矛盾。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數量的激增雖然保證了物種基因存續，但平均質量的下降幾乎是必然的。人類在農業社會承受的所有苦難幾乎都和人口激增有關。
當然，我們需要辯證地思考這個問題。更糟的生活是相對於「已經存活」這個事實而言的。如作者所言，已經活下來的人不會同意以降低生活質量爲代價來獲得更多物種的拷貝數，但我們變換一種視角，如果我們有可能去問問採集狩獵社會中那些生下來就被棄掉的嬰兒，甚至去問問那些沒有機會成爲存活個體的「靈」（暫且這麼稱之），他們肯定願意降低平均生活質量來換一個可以存活下來的機會。道理很簡單，「活着總比死了好」，或者叫「好死不如賴活着」，即使被生下來在瘟疫中活過一天，對於這個個體而言也比從未降生到這個世上強。這個角度有點哲性，見仁見智。
人類自從認知革命之後，認知的演化就不會停止。這是人類在農業社會中命運有別於家畜的地方。農業社會是讓更多的人生活更糟了，但更多的人的存活爲認知的演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快的速度。人類從來沒有像家畜一樣「幾乎喪失了完全的演化方向決定權」，我們一直掌握着變化的可能性。在農業革命中，除卻物種演化的成功、個體悲慘的事實，我們人類還收穫了基於更大基數的認知演化——顯然，認知的增幅是需要人口紅利的。
禍福相依，演化殘酷。從長遠的角度，幸與不幸，實難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