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马家辉读者见面会之前，对杨照是无感的，虽然那一年杨照和马家辉同台，但我的目光始终在马家辉身上。直到前段时间读了杨照的《对决人生：解读海明威》，再到今天他对知识分子的解读，让我开始驻足开始了解起他来。
杨照，本名李明骏，1963年出生于花莲一个外省商人家庭，幼年在台北有着日本街区风格的“晴光市场”里长大。他曾说“我生长的台湾六零年代、七十年代，最重要的资源是书。”杨照从小就养成了自由阅读的习惯。
初三结束后，杨照给由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唐诺主办的《三三集刊》投稿，朱天文回信，他由此加入文学团体“三三”。1978年考上台北市建国中学后，他常常去与建国中学只有一街之隔的“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图书馆读书。那里有香港的《今日世界》杂志、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美国宪法》、《联邦论》……1981考上台大历史系后，杨照依然是那里的常客。在那个台湾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1970年代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0年代的党外运动让杨照深受触动，本是文学青年的他按捺不住关心社会、介入社会的冲动，写了大量的社会性小说，也在学校参加了很多政治运动。
前段时间我写了要学习钱穆大师说的“专门、博通、专门、化境”四个境界，里面就提到了杨照在读书中总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地和别人未看见的视角，比如上面提到的他对海明威的解读，以及他对《史记》和《汉书》的解读。
《汉书》里的很多内容是直接从《史记》抄过去的。所以我们光是表面看字句的话，会认为《史记》跟《汉书》在这一段写的历史是一样的。但很抱歉，虽然内容是一样的，这两份历史记录和政权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对汉武帝，司马迁在《史记》里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度，就是要站在一个通史的立场，把汉武帝的作为在“通古今之变”的普遍标准下予以评断，《史记》跟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高度的紧张性。而《汉书》就算是抄司马迁所写下来的这些历史记录，也已经变成了官书，它是朝廷认可的记录。在这样的情况下，《汉书》对政权就是相对顺从的，并且是辅佐政权的态度和立场。
除了独到的见地和解读之外，杨照有两个价值观特别深得我心，一是在通才越来越少，专才越来越多的观点上。杨照认为这和当前的教育制度有关。
教育制度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划分科系，而且划分出很多领域，在这样的一个现代社会，分类是最重要的，理性是建立在分类上，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些分类都视之为理所当然。可是用这种方式分类，就泯灭了好奇心。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你都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跟理解就先把自己这样画了，画了之后失去了好奇心，当然就变成了一个专才。一个专才甚至连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这么广大的一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有可能会有兴趣会好奇的，都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他把自己关在那里面了。
所以这不只是专才或者是通才的问题，这么大的世界，这么丰富的人类文明遗产，为什么我们要自我限缩，然后有时候还倒过来，看到这种有很多好奇心跟兴趣的人，还会说你为什么没有专业，为什么不专精一点？你为什么对什么都有兴趣？
这太奇怪了，应该倒过来问——为什么你们的兴趣这样狭窄？为什么你觉得回到人的生命的本能跟生命的本质上，作为一个专才这么重要？不能够突破这种专才的迷思的话，当然就不会有通才。
二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做自己该做的事。
杨照特别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不要再有那种大众的想象。杨照说：“像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到底需要吸引多少人才叫做做得有意义，才叫做“能够做下去”。比如说在台湾，9年来敏隆讲堂每一期课程有100多个学员愿意用这种方式跟着我上课，跟着我读这些书，那就可以一期一期开下去了。我不需要吸引2万个人，甚至不需要吸引5000个人来参加这样的课堂，就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做下去，而把这样的事情做下去，透过这些来参与的朋友，我可以把这些内容同时保留下来，它们就变成了种子，至于这些种子播散出去，到底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不应该是我去思考的。我把我该做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做到我能够做的最好，这才是我应该考量的。读者、听众的反馈是什么？一样，我所需要的或我在意的，不过就是像在台湾的敏隆讲堂，有足够多的学员，一期又一期不断地回来。“看理想”愿意支持《中国原典通读计划》音频节目一直不断推出下去，也就够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要想明白什么是自己想做的事，该做的事，往这个方向努力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