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德評判。
我們經常出現下面這種問題，就是看到別人的某些行爲不符合自己的價值觀或道德標準，就會給他貼上一個標籤。
比如，看到孩子不把自己的玩具借給夥伴，就說他“太自私”；看到下屬的文案裏出現了幾個錯別字，就認定他“粗心大意”；看到領導對我們文案挑了一些細節上的問題，就說他“吹毛求疵”。
但其實他們本性或許並非如此。不想把玩具借給夥伴有可能是玩具對自己有特殊的意義；下屬文案有錯別字，或許是有事幹擾大意了；領導挑我們工作上的問題，或許是我們本身就沒有做好。
而我們在不瞭解真相的情況下，給他人盲目貼標籤，進行指責批判，對他人是一種傷害。
這種隱性暴力，甚至會讓祝福也成爲嚴厲的道德評判和沉重的心理包袱。
比如，有一個故事，說一個媽媽在孩子海外求學之前對孩子說：“我不盼望別的，我只盼望你能過得好。”
從此一去，那孩子再沒回來過。媽媽在臨終前終於見到了孩子，孩子卻說，“這麼多年都不敢回來見你，因爲我讓你失望了，我其實一直過得都不好。
總想有一天能過得好了再回來見你”。你看，明明是臨行前得一句祝福，卻讓孩子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也給母子雙方造成了無法挽回的遺憾。
所以，在非暴力溝通中，我們要學會保持克制，不輕易去評斷一個人；同時也要保持警惕，不被別人的評判影響。
第二，比較
比較是評判的一種形式。丹•格林伯格曾說：“如果真的想過上悲慘的生活，就與他人去作比較。”
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有一個女孩哭着控訴自己的媽媽：“你怎麼總是拿我跟其他的同學比較，爲什麼我的努力你看不到？”她媽媽卻冷冷地迴應：“依你的性格，不打擊會飄。當你很強的時候，我覺得要拍一下，當你很弱的時候，我覺得要推你一把。”
從媽媽的話裏，可以看出她對孩子極度不信任，潛臺詞就是“你不夠好”“你離我的要求還差很遠”“必須由我給你做主”。
當我們拿別人家孩子做榜樣的時候，孩子就已經產生了自卑、嫉妒，甚至憎恨、對抗的心理。
在這位媽媽眼裏，只有孩子的成績是否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沒有真正關心孩子是否健康成長——這也是很多父母的通病。
不去比較，才能知足常樂。如果你處處與人攀比，那麼遇到比你強的人，你會心生嫉妒；遇到比你弱的人，你會心生不屑。
這樣的狀態下就無法進行平等對話，要麼卑躬屈膝，要麼盛氣凌人，不管哪一種，都是傷人傷己。
所以，要時刻保持覺知，常常反省自己是否喜歡和人攀比，在言語中是否又拿自己和別人作比較。
第三，迴避責任
我們經常會在言談中使用“領導說要這麼做”“大家都這麼做”“我也沒辦法”“你太讓我生氣了”這樣的語句，這就是迴避責任的一種表現，意味着我們把選擇權和主動權交給了外在環境或者他人，這樣就可以給自己一個不用爲選擇負責的理由，暗示不用揹負承擔後果的壓力。
前幾年，高速收費站取消，收費員因此失去了鐵飯碗。一名36歲的收費員因此大鬧相關部門：“我都36歲了，學什麼都學不會了。”
其實，因爲單位的問題導致他失去工作是可以跟公司談補償的，但是他這句話卻對此毫無幫助。
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纔是人生的主人，該爲自己的後半生負責，把本該承擔的責任推給了變化，甚至在本應最有擔當的年紀怨天尤人。
究其根本，迴避責任其實是固定型思維導致的。
固定型思維的人面對困難很容易放棄，因爲在他們的觀念中，努力也不一定成功的事情會證明他們不夠聰明，長此以往，他們就會畏懼不確定的明天，不願意對自己的未來承擔責任，還習慣於把已經造成的結果歸咎到客觀原因。
而正確的做法是培養成長型思維，把成敗與否的關鍵放在自己是否努力上，這樣才能正視自己的責任，並且勇敢地承擔起來。
第四，強人所難。
很多家長都喜歡把自己的意願強加給孩子，不管孩子喜歡不喜歡，就給孩子報名各種培訓班、課外輔導班，希望孩子能贏在起跑線上。
孩子稍微有一點反抗，就會指責：“我在身上花了這麼多精力和金錢，你都不會好好珍惜嗎？別的孩子學什麼都有模有樣，你每次都三分鐘熱度，你這樣長大後什麼事情都成不了！”
一句話裏面，不僅有強迫，還有比較和評判，而且還暗含着威脅：如果不按我說的做，就會受到懲罰。
表面上看，這樣的父母是爲孩子好，實際上卻是威脅和控制，這種方式可能會讓孩子因屈服或者內疚而改變行爲，但長遠看，孩子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終其一生生活在無法做自己的痛苦中。
有沒有發現，在強迫型的對話中其實隱含着傾斜的權力關係，更強勢的父母、師長、領導等往往把自己的權威放在對話之中，讓對方無法真正表達自己的想法。
而良好的溝通氛圍，要建立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這就需要強人所難的人主動改變對話姿態，傾聽對方的需求。
以上就是四種常見的“暴力溝通”方式，今天的主要內容到這裏也就結束了。
正如聖雄甘地的孫子阿倫·甘地所說：“如果今天的世界是無情的，那是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它的無情。
我們的轉變與世界的狀態息息相關。而改變溝通方式是自我改變的重要開端。”知道了暴力溝通的成因和行爲，我們就能在生活中有意識規避它們的發生。
而只有改變溝通方式，我們的生活才能真正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