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德评判。
我们经常出现下面这种问题，就是看到别人的某些行为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或道德标准，就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
比如，看到孩子不把自己的玩具借给伙伴，就说他“太自私”；看到下属的文案里出现了几个错别字，就认定他“粗心大意”；看到领导对我们文案挑了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就说他“吹毛求疵”。
但其实他们本性或许并非如此。不想把玩具借给伙伴有可能是玩具对自己有特殊的意义；下属文案有错别字，或许是有事干扰大意了；领导挑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或许是我们本身就没有做好。
而我们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给他人盲目贴标签，进行指责批判，对他人是一种伤害。
这种隐性暴力，甚至会让祝福也成为严厉的道德评判和沉重的心理包袱。
比如，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妈妈在孩子海外求学之前对孩子说：“我不盼望别的，我只盼望你能过得好。”
从此一去，那孩子再没回来过。妈妈在临终前终于见到了孩子，孩子却说，“这么多年都不敢回来见你，因为我让你失望了，我其实一直过得都不好。
总想有一天能过得好了再回来见你”。你看，明明是临行前得一句祝福，却让孩子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也给母子双方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
所以，在非暴力沟通中，我们要学会保持克制，不轻易去评断一个人；同时也要保持警惕，不被别人的评判影响。
第二，比较
比较是评判的一种形式。丹•格林伯格曾说：“如果真的想过上悲惨的生活，就与他人去作比较。”
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有一个女孩哭着控诉自己的妈妈：“你怎么总是拿我跟其他的同学比较，为什么我的努力你看不到？”她妈妈却冷冷地回应：“依你的性格，不打击会飘。当你很强的时候，我觉得要拍一下，当你很弱的时候，我觉得要推你一把。”
从妈妈的话里，可以看出她对孩子极度不信任，潜台词就是“你不够好”“你离我的要求还差很远”“必须由我给你做主”。
当我们拿别人家孩子做榜样的时候，孩子就已经产生了自卑、嫉妒，甚至憎恨、对抗的心理。
在这位妈妈眼里，只有孩子的成绩是否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没有真正关心孩子是否健康成长——这也是很多父母的通病。
不去比较，才能知足常乐。如果你处处与人攀比，那么遇到比你强的人，你会心生嫉妒；遇到比你弱的人，你会心生不屑。
这样的状态下就无法进行平等对话，要么卑躬屈膝，要么盛气凌人，不管哪一种，都是伤人伤己。
所以，要时刻保持觉知，常常反省自己是否喜欢和人攀比，在言语中是否又拿自己和别人作比较。
第三，回避责任
我们经常会在言谈中使用“领导说要这么做”“大家都这么做”“我也没办法”“你太让我生气了”这样的语句，这就是回避责任的一种表现，意味着我们把选择权和主动权交给了外在环境或者他人，这样就可以给自己一个不用为选择负责的理由，暗示不用揹负承担后果的压力。
前几年，高速收费站取消，收费员因此失去了铁饭碗。一名36岁的收费员因此大闹相关部门：“我都36岁了，学什么都学不会了。”
其实，因为单位的问题导致他失去工作是可以跟公司谈补偿的，但是他这句话却对此毫无帮助。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人生的主人，该为自己的后半生负责，把本该承担的责任推给了变化，甚至在本应最有担当的年纪怨天尤人。
究其根本，回避责任其实是固定型思维导致的。
固定型思维的人面对困难很容易放弃，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努力也不一定成功的事情会证明他们不够聪明，长此以往，他们就会畏惧不确定的明天，不愿意对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还习惯于把已经造成的结果归咎到客观原因。
而正确的做法是培养成长型思维，把成败与否的关键放在自己是否努力上，这样才能正视自己的责任，并且勇敢地承担起来。
第四，强人所难。
很多家长都喜欢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不管孩子喜欢不喜欢，就给孩子报名各种培训班、课外辅导班，希望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
孩子稍微有一点反抗，就会指责：“我在身上花了这么多精力和金钱，你都不会好好珍惜吗？别的孩子学什么都有模有样，你每次都三分钟热度，你这样长大后什么事情都成不了！”
一句话里面，不仅有强迫，还有比较和评判，而且还暗含着威胁：如果不按我说的做，就会受到惩罚。
表面上看，这样的父母是为孩子好，实际上却是威胁和控制，这种方式可能会让孩子因屈服或者内疚而改变行为，但长远看，孩子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终其一生生活在无法做自己的痛苦中。
有没有发现，在强迫型的对话中其实隐含着倾斜的权力关系，更强势的父母、师长、领导等往往把自己的权威放在对话之中，让对方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良好的沟通氛围，要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强人所难的人主动改变对话姿态，倾听对方的需求。
以上就是四种常见的“暴力沟通”方式，今天的主要内容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正如圣雄甘地的孙子阿伦·甘地所说：“如果今天的世界是无情的，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它的无情。
我们的转变与世界的状态息息相关。而改变沟通方式是自我改变的重要开端。”知道了暴力沟通的成因和行为，我们就能在生活中有意识规避它们的发生。
而只有改变沟通方式，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