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萬曆十五年》第一版問世以來，它就備受推崇。三聯書店不斷重印，中西學者不斷叫好，甚至在2017年熱播劇《人民的名義》中，因爲主角高育良和侯亮平的喜愛也讓它再次引起話題，成了不少人的推薦書單之一。可有關於它的作者黃仁宇卻從來沒有被好好談過。
儘管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書連年暢銷，但學術界對於他似乎只是寥寥帶過。即便有一些學術討論的話題在，也多是批評之聲。有關於他，人們只想得起一本《萬曆十五年》。他在學術界的冷遇或多或少與他美籍華裔的身份有關。
首先，他的定位既非大陸，又非自港臺，若是因在美任教的緣故就把他歸類於美國人，他又偏偏醉心於中國歷史。遭到美國解僱之後，他在學術界更難留下弟子傳人。
另外，他中年治史，所以無師承。這種“前無老師，後無學生”的尷尬從他在《黃河青山》中調侃自己做了朋友兒子的學生便可以看出。
這種專屬於“黃仁宇式的尷尬”就決定了他不可能像真正的史學家一般畢生治史，專業化、系統化去談論明史，而是更多了文學觀賞性，這也是爲什麼這本書截取了萬曆十五年作爲一個時間軸點。換而言之，這有了點雅俗共賞的意味。
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完全沒想到這書會在大陸引起轟動，甚至他沒想過生前出版這本書。那個時候他纔剛剛收到解聘書，一副落魄、頹廢、鬱郁不得志的樣子，所以說這本書的走紅，純粹是因爲時代和學術的因素，絕非功利。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直掛東南枝後宣告了明朝的滅亡，但在精神層面，黃仁宇在1587便宣判了它的死亡。而當時的新中國正處於和萬曆十五年大環境異曲同工的難處，一方面是改革開放，重新面向世界，一方面是舊制度的翻新罷黜。
就學術而言，《萬曆十五年》很好地繼承了司馬遷《史記》以來中國史敘事的傳統，並且開啓了一個“年號+年份”的歷史通俗寫作套路。在歷史普及的漫長道路上，給了後人一個既有學術研究又能表達自己獨具匠心的大歷史觀結構的簡單模板。
皇權政治
沒有人會覺得萬曆十五年是歷史上一個特別的年份，它表面上祥和一片，四海昇平，但實際上，平靜只是暴風雨的前兆。明朝的發展已經走到了盡頭，苟延殘喘。這一點從它的最高統治者從勵精圖治到宴安享樂便可以看出。
萬曆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皇帝，可是長時間的強權意志和封建禮教的博弈使得他心力交瘁：一方面他想要保持絕對的權力，一方面他又畏懼於朝臣和禮法。
慈聖皇太后和大學士張居正對於萬曆的要求極爲嚴苛，所以少年的萬曆十分好學。他十歲的時候主動書寫“責難陳善”，鼓勵老師申時行多多規勸過失，提出意見。他自幼被教導要“敬天法祖”，事實上萬歷的確做到了。他研讀祖宗實錄和各類書籍，以此來見證他治理天下的決心。
後來萬曆的外祖父在軍務採購方面中飽私囊，以劣充好，在得知這一消息後，萬曆大義滅親，表明無論親疏也要以國法處置。這也讓張居正有了契機去內部調整人員，整治受賄問題。這在萬曆年間是一件大事，由此可以見得少年天子對於整肅官僚風氣的決心。
但在當時，與皇權齊頭並進的是一套監管皇帝的禮法機制，最突出的力量便是官僚集團。
在萬曆想要冊封寵妃鄭氏爲皇貴妃時，羣臣當即上疏表明異議，君臣相爭，不了了之。後來萬曆想要廢長立幼，立鄭氏之子爲皇太子時，又遭到了羣臣的反對。萬曆在羣臣身上喫到了苦頭，愈發鬱悶，最後幹起了“無爲而治”，成了明史上的一段笑話。
帝王與官僚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一種皇權與封建禮法的較量。萬曆用懶政的方式抗議文官集團其實也就是表達對皇權受限的不滿。皇權始終凌駕於禮法之上，但是又不得擺脫禮法對它的約束。
譬如關於鬧劇一般的午朝大典，皇帝爲了找替罪羊竟然罰俸到了在京供職的全部官員。表面上看都是末端小節，可是這也造成了君臣對立、皇權禮法相爭的原因之一。
文官集團
“首府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通通在事業上不能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身敗兼名裂。”
黃仁宇在一開始就點出了文官集團的弊病，這一點不僅僅是源於皇權的壓榨，更重要的封建禮教長年累月“喫人”的習性。
在萬曆年間，正二品官員全年俸祿只有152兩，他們的主要收入靠地方官的饋贈，說白了就是貪污。對於低級官員而言，如果被罰俸兩月，家庭甚至入不敷出。
除卻俸祿少，事務多之外，官員若要參加早朝必須在天色未明之際在宮門前守候，負責糾察的御史會點名並且記錄下咳嗽、吐痰，剔牙、步履不穩等“失儀”之人的名單上報給皇帝。每天如此，極少例外。即使皇帝因爲大事不能上朝，百官也要來到午門，行禮如常。
禮法對於官員的要求相當苛刻，大學士張居正曾試圖更改這一局面。
他將早朝改爲一旬之中三六九早朝，精簡儀式。還推行改革、整理財政，看似這使得明朝向着更好的方向發展，但事實上，因爲賦稅問題處理不當使得部分官員更加不滿，轉而壓榨百姓，朝中無才也爲後面的失敗埋下隱患。
君臣對立之後的十年間，宦官集團以馮保爲首的司禮太監諂媚皇帝，成了皇帝與朝臣對抗的一把手，這也爲後面張居正慘遭抄家埋下禍根。
後來，申時行對於文官集團採用了“恕道”的理念，即“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這一理念的確穩定了時局，但是文官集團多年抱團，利益非一朝一夕可以撼動。所以海瑞纔會成爲明朝清廉的道德典型拿出來炫耀。
但是細究海瑞這個人，他也是一個被禮教荼毒至深之人。他官至二品，可死時家中不足十餘兩存銀，甚至不夠入葬。海瑞的家人也要靠鄰居那些尋常百姓人家接濟才得以存活。
道德榜樣的力量遠遠不如健全的制度來得完善，海瑞的廉潔並沒有成爲朝中一個人人敬仰的榜樣，他依舊是個例。
萬曆皇帝始終無法理解爲何自己的勵精圖治會換來官僚集團的加劇腐化和墮落，但放眼官僚之下，連海瑞李贄戚繼光等人都不得善終，好轉又怎麼可能是一個人兩個人可以改變的。衰敗之責，非一日之筆，而是封建禮教長年累月的積壓。
大歷史觀
國家爲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最大的問題也是文官。
黃仁宇書裏最大的亮點之處就是把皇權與官僚的問題看得十分透徹。史學家陳梧桐在《明史十講》中說過，“黃仁宇的明史觀，比‘停滯論’更進一步，明確提出明清社會‘倒退論’、‘衰退論’。”而這些倒退、衰退從腐敗開始，究其源頭，是從禮教對於君臣的過分壓迫開始。
黃仁宇的歷史觀或許有些生硬偏向中性，既不是以西方文明也不是以中國爲標準，更像是他主觀的一個歷史感，所以他幾乎不願意用系統的史料去構建一個完整的明朝體系，而更像是藉着萬曆十五年的故事提出一個口號或者方向。
這個立場也是後人常常批判的，覺得他過分代入一個現代人的角度，但是這又涉及一個非常難把控的問題，我們都會有意無意以今人眼光看待昨日曆史。所以既不必委曲求全去認同，但把這個看做一個新的角度也未嘗不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於平淡無奇之中蘊含了一個王朝的興衰覆滅，這實在是一種經典的手法。於冰山一角，然後感悟到冰山之下巨大的力量在支撐着它，這便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性。就如同決定明朝覆滅的不是李自成攻入北京，而是萬曆十五年，一個平平淡淡的一年。
娓娓道來的故事永遠比枯燥乏味的文字更引人入勝，這也是爲什麼人們覺得《萬曆十五年》具有觀賞性，而不是純粹的就史論史。至於那些批判之處不乏有，但曾經托爾斯泰也曾不喜歡莎士比亞的劇本，說那是“瑣碎淺薄”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好的，托爾斯泰也是有品位的，但是這是一個人主觀好惡，所以有關於黃仁宇的歷史觀，我雖不敢加以評判，但他的歷史感還是好的，至少他的《萬曆十五年》是十分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