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徘徊在十字路口。既看到俄国的“恶”，也想改变现状，可是反对暴力，认为以暴力同恶斗争，将会使恶增加，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的暴力都是“恶”。他把俄国看成一片“泥泞”，自己面临的抉择是“沿着这片泥泞往上爬或是绕弯走……”。他选的是绕弯走，即“哲学（不是研究，而是来自荒唐的真正内心的要求）、宗教和艺术”。在一封信里他写道：“……在俄国全是丑恶、丑恶、丑恶。……幸而还有生路，这就是精神的世界，艺术的、诗的和爱恋的世界。这里没有警察局长，没有管事，谁也不会打扰我。”
2.艺术的、诗的和爱恋的世界，再加上大自然，就是他这几年创作的主要领域。如果说《阿尔贝特》遁入艺术，那么《三死》便是遁入自然。固然，《三死》也不乏批判因素，如其中描写贵族太太的虚伪做作。然而在作家看来，越接近自然就越是幸福，因此，树木之死比农民之死还要安详些。
3.安德烈与利已主义无缘，却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只为功名心而“活着”。后来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他负伤仰卧战场时，高远无垠的天空使他省悟到一切都是“空虚”和“欺骗”，而在这长空的背景上他看到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仑、并意识到他的渺小，自己的功名心也随之幻灭了。他的夫人丽莎之死使他初步意识到自己的冷漠寡情和自己对他人应有的责任感。因此不久他接受彼埃尔的忠告，要“矫正自己”，开始了内心生活的新的一页。
4.但也正是从宗法制农民、亦即人民的立场出发，他严肃地指出：文艺“只供富裕阶级开心”“就是卖淫”，文艺应该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揭露的要求日益强烈”），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智力劳动者”享受体力劳动者的“物质食粮”，应偿还“有益的”“精神食粮”），文艺不应“只是散发着懒散的思想感情”——这些论点无疑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5.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托尔斯泰说过：“俄罗斯的艺术思想不能放入这个（英国的）框架，而为自己寻求新的框架。”他又进一步指出：《战争与和平》“这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叙事诗，更更不是历史演义，”而是“作者希冀并又能够在这种形式中加以表现、而且确实得到表现的东西”[ 81]，因为《战争与和平》不是描写某一事件，不能像一般长篇那样“有开端，有不断变化的兴趣，以及幸运或不幸的收场……”[ 82] 作品写的是整个民族的一个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无数人的追求和活动、思想和情绪、爱情友谊和生死存亡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习，凡此种种，要求独特的形式。
6.对于这种形式，一些研究称之为史诗兼小说。一位侨居国外的俄国批评家米尔斯基则明确地断言该书“超越了小说的限制，完成了以前只有史诗才能完成的任务，它是有别于封闭性形式的一种开放性形式”。他还以比喻来说明这“开放性的形式”。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观察一条河从一处流到另一处时，我们会感到这条河并没有从哪一点发源，也没有在另一点停止。”[ 83] 易言之，就是这部小说是“无始无终”的。这正好与上面托尔斯泰说的没有“开端”和“收场”相符合。
7.用罗曼· 罗兰的话来说：“在一个巨大的浪潮消失了，下一个浪潮复起时结束全书。”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按原计划，作家还要写十二月党人和1856 年，所以“最后那道敞开的门”也许是通向未写成的另一长篇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