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很贊同施萊格爾對於浪漫主義三因素的提法：費希特的知識學（美學）、法國大革命（道德）、歌德的《威廉·邁斯特》（政治）。
費希特強調主格的「我」，在與「非我」纏鬥中，真正的「自我」浮現出來。而謝林與康德、費希特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並不將自然作爲被人塑造的對象，而是有生命的一種精神，由此孕育出了自我意識，體現在人身上。這種神祕主義自然觀對藝術創作的影響很大，藝術家應該挖掘出自然之中無限精神的悸動與力量，而不單純只是複製自然之物。
費希特的意志論與謝林的無意識論結合催生了象徵主義。這也是浪漫主義的重要理念：我們所在的世界擁有一種無限前進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而日常語言這種有限的東西無法表達出世界的無限性，只能通過各種寓言和象徵符號來接近世界的意涵。這有點類似於維特根斯坦早期的那句名言：「對於不可說的，我們應當保持沉默。」（維氏後來的理論有很大轉變）
這也促進了人們對無限、陌生、幻想的嚮往。但這些又是可追而不可得的，由此導向了浪漫主義的悲觀版本：世界終究無法被我們把握，它的變化與漠然讓我們不知所措，只能隨波逐流。對無限之物的熱愛轉爲畏懼。這種悲觀的態度引出了「不曾設想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即人越是想計劃改變現實，現實越可能反戈一擊，將原來的美好設想帶向反面。各種新神義論由此形成。這一點在 20 世紀諸多人爲造成的災難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可謂對理性最大的嘲諷。
無論如何，人終是走向了更大的自由，擁有強力意志的人可以混淆現實與幻象，塑造任何東西。這也反映在當時的戲劇里加上了戲外的因素。
浪漫主義對當下人們的觀念有重大影響，客體逐漸隱退，世界成了主體（不單是個人，也包括階級、組織、國家等）之間的戰場，不同的價值取代了絕對的知識。由此，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也不可避免。伯林將浪漫主義總結爲兩個原則：意志之必然性和事物結構的缺失。打破平淡庸常的生活，湧動着不衰竭的活力，用有機生命而非機械構建出新的神話，比如民族精神。但是破壞之後如何重建，人又將要去哪兒呢？浪漫主義無法給出一個答案。
伯林最後將浪漫主義導向自由主義，有一點奇怪，自由主義雖然反對計劃性，但對世界的認知仍然是通過理性方式的。此外，這本書中對浪漫主義的反思比較欠缺。浪漫主義在今天將很多人導向對自我、內心的關注，對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失去信心，也不再那麼關心公共問題。這就導致了人羣之間越來越重的敵意與衝突。而且過於強調直覺、神祕主義，也是一種將思想簡單化的傾向，語言並非如此受限，如何重建人與人之間通過說理進行的有效交流，是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