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這裏又談到聖人用兵之道，可見莊子的思想，處處沒有離開現實世間，修行所謂的“出世”，是心出離於物外，而身仍然在紅塵之中，做入世的事業。
聖人爲什麼要用兵，不是因爲好戰，是不得已而爲。周武王起兵討伐商紂，商的人民沒有怨恨武王殺了自己的君，而是擁戴武王做了天子。近代孫中山先生起來革清朝的命，一百多年來，犧牲了無數的人，纔有我們如今的這個世界。亡國和亡天下是有區別的，我們幾千年的歷史，換了很多的國號，經過多少個朝代。統治者有漢族，也有其他民族，外族經常激烈的衝擊我們，但是沒有被屈服。是我們的文化綿延不絕，令中華生生不息。
如果說我們的文化再也沒法延續下去，或者是被另一種文化給消滅取代了，這纔是真正的亡了天下。太平天國以及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出發點是好的，但是破壞了我們的文化土壤，甚至要自己打倒自己。我們想一想，假使今天我們這代人，說的不是我們的母語，接受的都是外來文化的浸淫，我們的後代也無從瞭解他們的祖先曾是多麼偉大的民族。這實在是極爲可悲的一件事！
所以，一定要有民族自信，這種強大的自信，來源於你的文化。雖然外族來侵犯我，甚至奴役我，但他們對我們的文化卻不得不欽佩，因爲這樣的文化具有普世價值，符合全人類對和平幸福的需求。
亡國而不失人心，對照看看人類的歷史，看一看今天世界的形勢，被征服的和征服者，緊張的關係得不到緩和，也做不到一笑泯恩仇。說到底，一切的鬥爭，無論以何種形式表現出來，無論在什麼領域，都是意識形態不同而導致的。一些文明是極端排異的，而中華文明是有容乃大。
接着底下一句:“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聖人對後世的貢獻，不僅僅是留下了經典，最重要的是讓我們遵循他的教誨，也能破迷開悟，過上圓滿智慧的生活。佛陀說法四十九年，卻說自己沒有講過一個字。老子西出函谷，是被人“強迫”着才寫出一部書來。如果是有心、刻意地去愛人，那就會產生分別，會有情執了。西方的宗教常常說:“神愛世人”，這句話本沒錯，但是西方人總是忘記這四個字。
大愛絕沒有地域、種族、信仰的分別，也不留絲毫痕跡。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覺悟的人已是心外無物，不會對人事物產生強烈的興趣，再有什麼好惡。那些所謂環境保護人士，還有一些愛護動物的人，總喜歡搞靜坐示威，抗議聲討。他們的行爲招到社會其他人羣的反感，在這些人眼裏，“物”分三六九等，而對某一物所謂的“愛”，在另一角度來講，成了一種“礙”。
“有親，非仁也。”有所親愛，有親疏之別，這不是仁。聖人對萬物一視同仁，就像上天下雨，地上得到滋潤的衆生是平等的。同一父母所生的孩子，從父母那裏得到的愛卻不相同，做父母不可以偏袒，那麼達到聖賢境界，更要平等待人。對事物搞兩個標準，這是人間世許多悲劇發生的根源。
“天時，非賢也。”講究天時地利，還不能算是聖賢。吉凶禍福，都有因果，聖人不會刻意趨利避害，即便“生不逢時”，也不怨天尤人。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我們要過好當下，照看好自己的念頭，沒必要胡思亂想。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在不同場合、不同人，利也許是害，害又可能是個利。而聖人超越了利害的對立，既不圖利，也不避懼害。有人要疑惑，聖人是不是不知好歹，善惡混淆？聖人沒有利害分別，不隨着衆人如醉如狂去追逐利，始終如如不動。既不與天下人爭利，自然不會成爲衆矢之的，也自然全身遠害。世間的善惡，包裹着利害，不是自性本有的良知德能，而是達成目的的工具。
因此纔有接下來的兩句:“行名失己”、“亡身不真”。行善是爲了名，要讓全天下都感念你的“功德”，這樣只會失去自己，斫喪自己。天下人會越加變本加厲利用你的善良，最後壓垮你。身敗名裂還算幸運，然而粉身碎骨，卻只爲一世虛名，這樣的結局，到頭來又於人於己何益？
“亡身”便“不真”，自己的真如自性便在浮名之下被掩蓋，等於這一生虛度而過。古往今來，多少風流人物實際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被名所困，而成了終生勞碌無爲的僕役，這樣的人，自然不能“役人”，無法去幫助他人，成就衆生。
以下舉出的人物，就是最好的例證。伯夷、叔齊餓死在了首陽山，只留下推位讓賢的令名。其他一些人，也都是亡身而“適人之適”。爲了滿足社會公認的價值標準，符合審美標準，纔有了纏足、細腰，纔有貞節牌坊。地域文化不同，時代不同，價值觀也就有很大的差別，所以應當尊重這些差異，超離差別相，不陷入其中的衝突。
聖人能夠“自適其適”，在任何環境下，都自在自得。我們不管走到哪裏，最重要的一點，必須遵紀守法，隨順衆生，但是修行人這個心不是隨着境轉，不是被外面給牽制。心要保持自如，這樣才能活得通透，活出自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