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古代中國人經過長時期的文明積累，終於在週期時期打造出第一代文人。
孔子（前551～前479），魯國陬邑（山東曲阜）人，就是第一代文人的傑出代表。
周朝的首都有兩個，一個是陝西的西安，另一個是河南的洛陽。周朝傑出的政治家周公的封地就是魯國（今山東曲阜一帶）。故這三個地方就成爲當時及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文化中心。
由於歷史久遠，傳播範圍狹窄，保存不易，與孔子同期及此後近三百年時間內的文人們的作品和名字都沒能傳承下來。
孔子就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最早源頭。
墨子（約前468～前376），宋國人，長期住在魯國，他的學說雖與孔子有所區別，是在借鑑孔子學說的基礎上有所擴展而已。
孟子、莊子、荀子、韓非這四位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達人，幾乎同時活躍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他們的學說和爲人處事對後世文人影響極大。
孟子（約前372～前289），鄒（山東鄒縣）人，師從孔子之孫孔伋（子思）的門人，算是孔門嫡系弟子，他的學說由他的弟子們（其中就有萬章）繼承和傳播。
荀子（約前313～前238），趙國人，孔門另一代表性人物，將儒學發揚光大，又是法家的開創性人物。法家的重要代表韓非、李斯都是其得意弟子。
韓非（約前280～前233），韓國人，法家集大成的人物，後世專制理論的鼻祖。
莊子（約前369～前286），宋國蒙（河南商丘）人，道家學說的標誌性人物，其文章極富文采，可謂是浪漫派散文的鼻祖。
在戰國時期，長江流域的楚國在文化領域異軍突起，首創新的文學形式—楚辭。
楚辭的領軍人物就是屈原和宋玉，人稱“屈宋”。
屈原（約前340～前278），楚（湖北秭歸）人。
宋玉，戰國楚人，屈原的弟子。
屈原可謂是楚辭的“神”，宋玉就是楚辭的“魂”。他們倆人把楚辭這種文學表現形式發揮到登峯造極的地步。
在他們的周圍聚集了一羣優秀的作者（唐勒、景差），共同打造了楚文化的基石。
在戰國時期，北方形成兩大文化中心（山東的齊魯文化，河南、山西的晉文化），南方有以湖北爲中心的楚文化。
三大文化鼎足而立，各放異彩。
秦漢時期，主要是對戰國文化的繼承、整理、有選擇性地吸收，並在此基礎上加以發揮。在文學上表現爲新的文學形式—賦，佔據了主流地位。
賦在表現形式上更多地借鑑了南方文化的代表—楚辭，但在內容上完全繼承了北方文化的代表—齊魯文化、晉文化的精髓，是他們兩者間的有機結合。
李斯（？～前208），楚國上蔡（河南上蔡）人。
賈誼（前200～前168），洛陽人。
賈山，西漢，潁川（河南禹縣）人。
晁錯（約前200～前154），潁川（河南禹縣）
鄒陽，西漢，齊（山東）人。
這五人都是政論文高手，是後世政論文作者效仿的榜樣。
司馬遷（約前145～？），夏陽（陝西韓城）人。其父司馬談，史學家；其師董仲舒、孔安國，一代大儒。
司馬遷家學淵源，儒學功底深厚，一代史學名家。文史結合，相得益彰，開啓史學新篇章，後世史家追逐的標杆。
司馬相如（前179～前117），蜀郡成都人。
揚雄（前53～18），蜀郡成都人。
枚乘（？～前140），淮陰（江蘇）人。
枚皋，西漢，枚乘子。
嚴忌，西漢，會稽吳（江蘇吳縣）人。
嚴助，西漢，嚴忌子。
東方朔（前154～前93），平原厭次（山東惠民）人。
張衡（78～139），南陽西鄂（河南南召）人。
蔡邕（132～192），陳留圉（河南杞縣）人。其女蔡琰，又名蔡文姬，有名才女。
班固（32～92），扶風安陵（陝西咸陽）人。其父班彪，史學家；其妹班昭（約49～約120）也是一位史學家。
上述九人都是漢賦的代表性作家。
川中雙雄（司馬相如、揚雄）代表漢賦的最高水準。
前有枚馬（枚乘、司馬相如）、揚馬（揚雄、司馬相如），後有班張（班固、張衡）、張蔡（張衡、蔡邕），漢賦大家代不乏人。
文章西漢兩司馬（司馬相如、司馬遷），史學名家有班馬（司馬遷、班固）。
司馬相如才華出衆，涉獵廣泛，不愧是秦漢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大家。
韋孟，西漢，彭城（江蘇徐州）人。
劉向（約前77～前6），沛（江蘇沛縣）人。其子劉歆。
許慎（約58～約147），汝南郡召陵（河南郾城）人。其師賈逵。
桓寬，西漢，汝南（河南上蔡）人。
王充（27～約97），會稽上虞（浙江）人。其師班彪。
班婕妤，女，西漢，樓煩（山西朔縣）人。
崔駰（？～92），涿郡安平（河北）人。
酈炎（150～177），范陽（河北定興）人。
王逸，東漢，南郡宜城（湖北）人。
王延壽，王逸子。
馮衍，東漢，京兆杜陵（陝西西安）人。
梁鴻，東漢，扶風平陵（陝西咸陽）人。
傅毅（？～約90），扶風茂陵（陝西興平）人。
趙壹，東漢，漢陽西縣（甘肅天水）人。
秦嘉，東漢，隴西（甘肅）人。
徐淑，女，東漢，隴西（甘肅）人。其夫秦嘉。
王褒，西漢，蜀資中（四川資陽）人。
這些都是兩漢時期知名文人，有父子、父女、夫妻、師徒，家族傳承性很強。
秦漢時期的政治中心依然在陝西、河南兩省。故河南、陝西依然是文化重鎮，但文化中心有所擴散，四川、江蘇成爲新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四川表現亮眼，川中雙雄（揚雄、司馬相如）奠定川蜀文化的基石。
楚文化的中心湖北、晉文化的中心山西、齊魯文化的中心山東的文化地位有所降低。
河北、浙江、甘肅開始加入文化競爭的行列。
文化在更廣的範圍內得以傳播，這得益於天下統一、馳道八達。
文學的發展之路是經歷了漫長的醞釀期的。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就開始萌芽，隨着士人不斷向文人轉化，文人和士人合爲一體，文人作爲獨立個體，成爲社會和政壇的佼佼者。
文學在促進文人的形成和進步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是相互成就的關係，缺一不可。
春秋戰國時期，可謂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時期。在思想理論方面，達到一定的高度，已經相當成熟、先進了。文學纔開始嶄露頭角。
文學在戰國時期終於亮起了大旗，屈原成了第一位引領潮流的旗手。
經過秦漢時期的打磨和精雕細琢，文學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多樣化，更爲大多數士人所接受。
文學在發展過程中，與地域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作爲文學創作的主體—文人羣體，深受地域文化的影響，明顯帶有地方特色。
從秦漢時期起，逐漸培育出多個文化中心或頗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在北方，形成五大文化區域。
山東、安徽的齊魯文化、皖文化，越到後期，兩者的結合越緊密。
河南的中原文化，在前期，一直居於領先地位。
山西、內蒙的晉文化、蒙族文化，他們之間的相互融合，促進了各自文化的進步。
河北、京津、東三省的燕文化、少數民族文化，民族間的衝突，有時會對文化造成一定的衝擊和傷害，但那是暫時的，一種新的文化會在衝突中孕育出來。
陝西、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的秦隴文化、回族文化、藏族文化、維族文化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各展風采，爭奇鬥豔。秦文化的影響，率先走出國門，作爲中國古老文明的優質名片，享譽世界。
在南方，也形成五大文化區域。
江蘇、上海的吳文化。
浙江的越文化。
吳越文化是隨着經濟的發展，後來居上，成爲近現代文化的主力軍。
福建、江西、臺灣的客家文化。
北方長期戰亂，導致大量士人南下避難，帶動本地文化有了長足的進步，在宋朝時期結出豐碩的成果。
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的楚文化及由此分立而出的荊湘文化和南粵文化。
四川、重慶、貴州、雲南的蜀文化及由此分立而出的川渝文化、黔文化、滇文化。
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四川盆地長期處於割據狀態，在文化上也表現出與衆不同的特色。
這十大文化區域中，吳文化、越文化後來居上，成爲中國文化的領頭羊。
這一事實證明，經濟與文化的密切聯繫，超乎想象。經濟越發達，文化也能緊隨其後。經濟是文化的堅強後盾。
吳文化的起源與春秋時期的吳國高度相關。
吳國的第一任國王與周朝王室同屬一個家門。由此可以推知，吳文化與周文化（以河南、陝西爲中心的中原文化）的傳承關係。
兩漢時期，枚乘爲吳文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石。
如果以百年爲一個時間分段，江蘇（包括上海）在每一個時間分段，大都具有不止一位的代表性文人。具體如下：
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其中孔融成就最高）。
建安七子加上“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代表魏時期文學的最高水平。
蕭衍是爲數不多的文人皇帝之一。更爲可貴的是家學淵源極深，父子多人，才華出衆。政治上不及格，文學上發光彩。
三國時期，吳國的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東晉、南朝時期，江蘇都是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再加上皇室的大力倡導和親身嘗試，都讓吳地的文化越發成熟，知名文人開始多了起來。
皇帝和大臣都沉迷於詩歌，對文化的倡導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對文學的發展是一大幸事，但對政治而言，就是玩物喪志、禍國殃民。
唐朝時期，江蘇籍的詩人不算少，但名氣大的幾乎沒有。在唐詩這個大舞臺，江蘇明顯落後了。
隋煬帝楊廣開通聯絡洛陽到揚州的大運河，將南北兩大經濟中心緊密地聯繫起來，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江蘇經濟走在全國的最前列，大量物質從江蘇源源不斷輸送到洛陽。揚州的繁華程度超過首都，讓楊廣樂不思蜀，最終客死異鄉。
文化是滯後於經濟的，經濟發達不意味着文化馬上就能跟上，還是需要一點時間積累和機遇。
公元十九、二十世紀的近現代文學。
從地域上來看，南北分界比較明顯。
公元五世紀以前，即南朝文學興盛之前，北方在文學上佔據絕對優勢。
公元五世紀到公元八世紀以前，即盛唐之前，南北文學呈競爭之勢，南方文學努力追趕北方，北方稍占上風，差距逐漸縮小。
公元八世紀，北方再次發力，全面領先。但持續的時間不長。
公元九世紀，南方再次拉近距離。
從公元十世紀起，南方首次超越北方，並且領先幅度較大，並將這個優勢維持了二百年。
在隨後的兩個世紀裏，北方文學有所恢復，與南方的差距縮小，但南方依然保持優勢。
公元十四世紀，北方再次落伍，南方領先優勢擴大。
公元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南北間的差距有所縮小，主要歸功於魯皖文化的復興。
公元十九世紀，南方再次全面領先，北方在文學方面表現非常差，幾乎是一片空白。
二十世紀，南北文學再次趨於平衡，北方在文學方面有了巨大的進步。
從整個文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經濟是基礎，環境是觸媒，整體素質是基石，好的作家，際遇、天才、教育、歷練缺一不可，能出優秀的經典之作是永恆不變的衡量文學水平高低唯一評判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