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雷文景；配图：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
启真道子承父业
成都华西坝的很多西洋人皆说得一口流利的成都话，启尔德的长子、身材魁武的启真道也如此。这位1895年生于乐山，长于成都的加拿大小伙子在1920年启尔德去世后，立志继承父业，从父亲手中接过现代医学传播的火炬。
启真道(LeslieG.Kilbor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硕士，医学、哲学博士。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医学院院长、牙医学院总院长。对四川风土人情的谙熟和他的令人惊异的中文程度，使得他比父亲更容易接近中国人，更容易开展他的教学与医疗工作。在他度过的30年成都岁月中，他从没有玷污过作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当他1952年离开成都时，已是成都公认的一位杰出的医生和医学教育家，华西坝的中国同行评价他的教学水平：“教得好，内容充实，清晰明了。”
20世纪20年代的某一天，那是启真道行医不久的日子，那一天，成都发生了枪战，作为志愿者的启真道义不容辞的救护伤员。在他的眼中，只要是伤员就是他的病人。就在他行使医生职责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肩。上帝保佑启真道！他没有生命之危，只是“痊愈之后，在左肩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就像法官判案需要高度的责任感一样，对于患者，医生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与疏忽，启真道在课堂上曾告诫学生们：“药放在血管里或皮肉里，就拿不出来了！”这句话成为名言，牢记在一些学生的心中，每当给病人用药时，“凡是口服药物能得到同等药效的就不用注射法。”
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教育水平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担任医学院以及医牙学院总院长16年时间的启真道功不可没。
一门三代成都情
1892年的夏天，就在启尔德开创成都第一家西医诊所时，不幸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与他一同来到成都的妻子詹妮去世了。那一年启尔德25岁，他的妻子也正当青春年华。詹妮是染上成都的流行性霍乱而去到天国的，她在这个东方古城滞留的时间很可能还不到半年。詹妮的中文名现在无人知晓，或许，她还没有来得及取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呢。两年之后，启尔德找到了新的伴侣丽塔。
丽塔 (1863～1942)的中文名是启希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化学硕士、华西协合大学教授。丽塔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她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医生，就在丈夫创办仁济男医院2年之后，丽塔创办了成都第一所妇女儿童专科医院，位于惜字宫街的仁济女医院。当1920年丈夫过逝之后，丽塔仍在成都继续着她与丈夫共同的事业。1942年，丽塔逝世。这位从小立志学医的加拿大安大略省麦福特的女子，在成都工作奋斗了近50年。
阅读史料人们发现，启真道的婚姻竟与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他1921年从加拿大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四川时，他也是与新婚妻子一同来到的。妻子叫珍妮特，中文名启静卿，是启真道的大学同学，同为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志同道合的夫妇俩在成都共同生活了22年，这期间，珍妮特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她是丈夫的贤内助，同时，这位医学博士也没有放弃专业，丈夫从事生理学，她从事眼科学，是成都早期的眼科医生。兼顾家庭与事业的珍妮特或许比丈夫付出得更多，她的健康出现了问题。1944年，珍妮特回到加拿大，3年之后因脑血栓突发而病故。为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医生，华西协合大学医学图书馆以启静卿的名字命名。可以告慰珍妮特的是，启静卿图书馆所藏医学书籍卷帙浩繁，在1940年代的中国，是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医学图书馆。
珍妮特去世之后，另一位加拿大女性吉恩来到了启真道身边，她接替了启真道母亲丽塔的位置，从事儿科的医疗与教学工作。刚到成都，吉恩就经受了一场考验，她被指派去参加一个紧急救护工作，救护的对象是在一场刚刚结束的街头巷战中受伤的伤员。与丈夫启真道一样，在内乱不止的中国，她或许也要面对流弹的袭击，然而救死扶伤的天职使她“不得不翻过无数的掩体来到加拿大教会妇女儿童医院，完成手术台上一名病人的麻醉工作”。吉恩在有关史料中只留下“启真道夫人”的名字，她的中文名不详，学历学位不详。1952年，正值春暖花开的时候，吉恩的内心却有些黯然，这一年的3月，她和丈夫一道不情愿地离开了他们生活过多年的成都。启真道应香港大学之聘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那时候，吉恩应该和丈夫在一起。
从1892年到1952年，整整50年时间，启氏家庭的行医与医学教育生涯都与成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启真道的妹妹科拉(中文名启智明)从1928年到1950年，也在华西坝从事护理学工作，她似乎已完全融入了成都人的生活，有一个极具成都化的呢称：“启幺姑儿”。1949年10月，启真道的长女玛丽从多伦多大学完成了护理学课程之后也来到华西坝。玛丽与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喝成都的水，感受成都的阳光长大的。她出生于成都，小学和大部分中学时光是在成都和仁寿度过的。没有语言障碍的玛丽一到成都就参加了大学医院的护理工作。
奥马·莱斯利·基尔伯恩，这是启尔德的本名，这位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弗兰克威尔人在他24岁踏上中国土地时或许没有想到，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他的两任妻子和儿女，两个儿媳及他的孙女，都与成都现代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篇海外佚名的《基尔伯恩家族在中国》一文就这样评论启尔德和他的家庭成员在成都的工作：“人们应该了解基尔伯恩家族并且为他们感到自豪，因为这家人从1891年至1966年的72年间，一连三代的绝大多数都在内地和香港为医学和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当西医西药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成都人就更应该了解：一个加拿大家族与我们的切肤之痛有着既遥远而又极其现实的关联。
（下篇:《惜字宫南街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