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里有两座大的宫殿：未央宫与长乐宫。前者在城的西南，为天子居所；后者在东南，为太后居所。每座宫殿都设有兵士守卫，统管这些守兵的官职叫做卫尉，也属于九卿。能担任这个职位的，一般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要值得信任，第二在军中较有威望。此时分别担任未央、长乐两宫卫尉的，是两位名将李广、程不识。
根据记载，元光元年（前134年）两位名将忽然被任命为将军，派去边境驻守了六个月，李广为骁骑将军，屯守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守雁门（今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史书没有说明原因，大约是有匈奴大军动向的消息，故提前屯兵以防万一。
由于两位同任两宫卫尉，又一起驻防前线，且都为当时声震天下的名将，故引起了大家对他们治兵风格和作战风格的比较讨论。
从出身来看，李广似乎更有名望一些。他的籍贯在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那里先秦时期就毗邻游牧民族，故当地人多能骑射，能为骁将。李广的祖辈里最出名的是秦国大将李信，最为彪炳的事迹是在灭燕战争里以轻骑抓捕燕太子丹。李广继承了家族世传的武艺。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亲率十四万骑兵从萧关大举入侵，杀汉朝北地都尉。李广当时不会超过二十二岁（注：按李广死于元狩四年（前119年），称年六十余，古人皆称虚岁，故其生年应在前187年至179年之间，文帝十四年约14岁至22岁），以良家子身份从军，凭借精湛的射术杀死敌人尤其多，得到了文帝的欣赏。后为郎官，经常作为侍从陪同文帝射猎，得以展示一身武艺。文帝曾经感慨说：“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啊，若是生在高祖的时代，万户侯何足道哉！”文帝可能没想到，这句发自肺腑的赞扬，竟然会成为李广一辈子的魔咒。
在“七国之乱”中，当然不会缺少英雄一显身手的机会，李广以骁骑都尉的身份跟随太尉周亚夫力战，名显当时，并接受了梁王颁发的将军印。这一举动历来被认为是李广没有政治头脑的体现，其实倒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那时节连景帝本人都在极力营造和梁王兄弟情深、亲密无间的氛围，甚至亲口许诺百年之后要传位给这位好弟弟。当然脑袋灵活一点的，早已看出景帝的用意不过是为了稳住梁王在正面战场抗击叛军。李广人虽不笨，线条却粗了一点，大概是把宣传口径当真了，才毫无嫌疑地接受了梁王的官职，所以尽管他也立有大功，却被景帝排除在封赏名单之外。
景帝对李广有偏见，不过抵御匈奴还是得依赖他。李广历任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等郡太守，都是与匈奴接壤的边境。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段经历是在上郡太守任上，与匈奴的一次交手。这次交手，把李广的长处和短处都暴露得非常明显。
那一回，匈奴侵入上郡境内。李广军中有一名中贵人，所谓中贵人，是指景帝身边的亲信。名义上他是景帝派来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技战术的，实际上我们生活里都见过类似的人事安排，把需要提拔的人放到一线业务岗位上镀镀金，美其名曰“挂职锻炼”，时间不用太长，工作往往不用真干。李广当然知道其中的门道，也知道中贵人的业务水平肯定不怎么样。《汉书·李广苏建传》称中贵人有数十名骑从，想必便是李广安排在身边起保护作用的，毕竟中贵人要是真在自己郡内有个闪失，难以向景帝交代。不过这次匈奴入侵，这名中贵人可能过于自信了，尤其是看到三个仿佛落单的匈奴，他仗着自己有数十名保镖，竟然真的冲上去主动开战。谁知三名匈奴不慌不忙，引弓射击，不但把中贵人射伤，还几乎把那些骑从全部射杀。有些读者看到这里，不免会说：“骑从都射死了，中贵人自己竟然只是受伤，看来身手也没有那么差嘛。”其实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就能明白，这些骑从本就是奉了李广之命的保镖，见中贵人送死，谁敢不舍命搭救，必然争先恐后围绕在其身边“堵枪眼”，宁可自己受伤也要保护贵人无虞。本来这些骑从加起来，可能还比匈奴高一点点，因为多了个累赘，反而乱了手脚落了下风。
受伤的中贵人在众人拼死保护下，逃离了现场，一路狂奔去找李广求救。李广听说之后，暗呼侥幸，只说了句：“这三人想必是匈奴的射雕者。”说完，李广亲自带着百余骑前去为中贵人报仇。为什么杀三人，需要带百余骑，岂非胜之不武？我想这应该和“射雕者”的含义结合起来看。历来对“射雕者”的解释，都认为是形容匈奴中最善射之人，没有再深入探讨。李广在追上三人之后，亲自射杀两人，活捉一人，询问之后，《汉书》称“果匈奴射雕者也”。这句话显然属于一种事实判断，如果“射雕者”仅是一种对技术的泛指，这句话就显得很没有来由。可以推断，“射雕者”应指担任某种具体任务且善射的人，而非一般的虚指技术。李广先凭借经验，猜测此三人正在境内执行该项任务，故预判为“射雕者”，及抓住俘虏，通过询问验证猜测，才能下“果射雕者也”这样的结论。同时可以推论，“射雕者”往往执行任务时，应该不会离大军过远，故李广尽管一向自恃武艺高强，仍然谨慎起见带了一百多人前去。
为中贵人报得大仇之后，李广上山张望，果然望见不远处有数千骑匈奴大军。匈奴见汉军人数寥寥，也以为是一小股诱兵，不敢轻动，纷纷上山列阵以待。
汉军这里此时也已人心惶惶，有人建议赶紧快马加鞭回头就跑。李广安抚大家道：“我们离开大本营数十里，就这么转身狂奔，匈奴追上来可轻易将我等射杀殆尽。我们不如镇定留下，匈奴必然以为是要引他们主动攻击，反而不敢胡来。”
李广随即下令道：“听我号令，前进！”
一百多骑迎着敌人，齐头并进，直走到离匈奴阵营仅二里地才停下。
李广又下令道：“下马解鞍！”
下马解鞍的意思，就是向匈奴表示自己不会轻易离开，继续迷惑敌人。但是众将不禁面面相觑，小声问道：“对方这么多人，万一发起攻击岂不是跑都跑不掉？”
李广道：“正因为我们人数少，越是从容，匈奴越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众将照做，匈奴果然更为猜疑，派了一名白马将，到阵前护军。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李广忽然和十余名麾下飞速上马，往前奔驰，扬手一箭，便把白马将射杀在阵前。匈奴尚未反应过来，李广等人已经回到众人之中，若无其事再次下马，连马都懒洋洋地躺到了地上，仿佛对敌人完全不屑一顾。
广令曰：“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骑曰：“虏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坚其意。”有白马将出护兵。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白马将，而复还至其百骑中，解鞍，纵马卧。——《汉书·李广苏建传》
天色越来越晚，匈奴始终搞不清汉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怕有大军在背后伏击，最终趁着夜色悄悄地引兵而去。李广也担心匈奴只是佯退，带着一百多人在原地守到天亮，才返回大本营。
如前所说，这一仗，把李广的长处和短处都充分暴露了。他的长处是射术一流，心理素质极强，善于灵活应对，短处则是行事择机，过于冒险，很容易就把自己和军队陷于危境。
史书没有交代程不识的出身，甚至连战绩也无。但能把他与李广作为对比，可见时人认为两位将军无论声名还是经历，差距应该不会太大。
《资治通鉴》里专有一段比较二人治军风格的文字，是这么说的。李广的风格比较随意，什么都不讲究，人人自便，行军时会选择水草丰茂的地方休息，军中也不用警报，文书能省则省，但是会派斥候远离大营放哨。而程不识与李广完全相反，一切都以严谨为要求。程不识曾自我比较说：“李广将军治军崇尚简易，但是敌人一旦来犯，仓促之间无以防备，不过士兵都愿意为李将军所用，甘愿为其冒死犯险。我军虽然一切要求烦杂苛刻，敌人倒也从来不敢轻易来冒犯我军。”程将军的口气里面，充满了对自己治军之术的自信和自豪。比较完之后，《资治通鉴》最后还有一句：然而，匈奴更害怕李广的谋略，在李广与程不识之间，士兵的心也明显更偏向前者。
这些对比其实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程不识没有传奇的事迹留下来。汉初对待匈奴，一直保持防御为主的策略，程不识又相当持重严谨，故匈奴既占不到便宜，也不太愿意去招惹，这样的将军当然没有什么故事性。而李广乐于冒险，作战主动，匈奴遭受李广的打击必然多于汉朝其他将军，加上李广本人有一手神射，其传奇声名自然更能远播于匈奴人心目之中。
司马光对于李广的风格不置可否，故比较完李程二人，语重心长地发表了一通自己的看法。他说：“李广拥有超人的才能，故这样的治军风格只适用于他自己，绝不可以当做模板推广学习。而且这种风格的存在绝对弊大于利，一旦士兵都认为李广这样简易的风格才是好的，就会不服从那些严格的将军的管教，甚至以下犯上，军纪大乱。这就是治军简易的害处。所以古人说：兵事以严终。为将者，只有从严治军这一条路。学习程不识的做法，就算无功，好歹也能保持不败；学习李广的做法，鲜有不失败覆亡的。”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写有一本读《资治通鉴》的心得，在读到司马光对于李广和程不识的评论时，王夫之觉得温公有些偏激，他准备做一个更为辩证的发言。他说：“程不识的风格，适合用来统率大军，让敌人不敢轻易冒犯；李广的风格，适合用来率领小支部队，方便随时发现战机进行奇袭。如果反过来，让李广去率领大部队，就会指挥不动导致溃败；让程不识去率领奇袭军，则容易因过于死板贻误战机反而失败。所以李、程二人，各有所长。将军统领士兵，方法可以不一样，而更高位的统领者要学会兼用这两类将军。”
束伍严整，斥候详密，将众之道也。刁斗不警，文书省约，将寡之道也。严谨以攻，则敌窥见其进止而无功。简易以守，则敌乘其罅（音夏）隙而相薄。将众以简易，则指臂不相使而易溃。将寡以严谨，则拘牵自困而取败。故广与不识，各得其一长，而存乎将将者尔。将兵者不一术，将将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论也。——【明】王夫之《读通鉴论》
王夫之这一段论述，等于是给李广作了一个定位，他再如何有名于当世，也不过是一名将兵的将军，而不是“将将者”。很多人喜欢孤立地去评价李广，而王夫之建议，李广的成败，可能要拔到更高的视角来看，不仅要看他是如何用兵的，也要看在大时代里，别人是如何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