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坑儒”说起
完整记录此事前后因缘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有两名为始皇求仙药的方士卢生、侯生将他批评了一番，认为他刚愎自用，以刑杀为威，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实在没有意义。两名方士随即逃之夭夭。始皇帝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发了很长一段牢骚：“去年我把天下不中用的书籍全部烧毁，招了大批文学方术之士在身边，目的就是为了致太平，炼奇药。谁知这群炼药者光耗废钱财，全不见功效，倒是中饱私囊、以权谋私的丑闻天天传到我耳里来。卢生等人，我待之不薄，如今又诽谤我，毁坏我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有司速速审问在咸阳的诸生，仔细盘问究竟还有没有胡言乱语煽动百姓者。”于是在京城的诸生有四百六十余人被坑杀，同时始皇把这桩大案公诸于世，令天下人都引以为戒。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钜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记·秦始皇本纪》
前因后果很清晰，两名方士说了不好听的话，又玩失踪。秦始皇感觉既遭到了背叛，又受到了侮辱。从他所说的话，以及拿来警示天下的要点来看，更让他愤怒的是两名方士对他的评价。始皇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诽谤”，从而迁怒整个在咸阳的学士集团。故他让御史审问的内容，也是诸生有没有和两名方士一样，“为妖言以乱黔首”。事件虽由方士引起，实质是言论问题。他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方士的逃走，而是要让天下人知晓不可以随意评论高高在上的自己。
但这个事件被后世和“焚书”并举，概括为“坑儒”，一下子就引起了争论。争论的关键在于：秦始皇所坑的，到底是方士，还是儒生？
从原文中看，激怒始皇帝的卢生确实是方士，但同时，也说到所审所坑的，为“诸生”。似乎争论双方都有理由。
如果我们再考察《史记》其他各篇，还能找到两处描写“坑儒”事件的段落。
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史记·儒林列传》
这两处无一例外，都用了“术士”的说法。这样一来，支持“方士”说的人仿佛看到了新的证据，无不鼓舞。因为用我们今天的语境来看，“术士”，不就是装神弄鬼，玩弄奇术的“方士”吗？
先别急着下结论。如果求诸《说文解字》，我们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说文解字》：儒，术士之称。欢欣鼓舞的立刻换成了支持“儒生说”者。
这扑朔迷离的证据，简直搞昏人的脑袋。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搞清楚一个事实即可，从先秦至汉，“术”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统称词，它的意思等于“知识”“方法”。我们来看几个同样是《史记》中的例子：
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同上
故“术士”的含义相当于“知识分子”，它不是单指一个具体学派，无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等，他们的学问都是“术”。再看几个不同学派的例子：
招致儒术之士。——《史记·礼书》
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史记·封禅书》
其治要用黄老术。——《史记·曹相国世家》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史记·张仪列传》
颇采邹衍之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仆尝受相人之术。——《史记·张丞相列传》
所以把“术士”简单等同于“方士”，显然是把“术”的意思理解狭隘了。司马迁两处都提到了杀术士，或坑术士，一处提到“诸生”，说明他所采用的原始资料里，都是认为秦始皇杀死的，是一批统称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并没有刻意提到这些学者，究竟是儒家、方家、还是其他诸子学派。按照秦始皇时设有不同学派的七十博士，而各博士在京又各有弟子来看，所坑的四百六十余人，只怕波及范围不小，最大的可能是各家学派都不免有人遇难。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特指学派，把这一事件径直概括为“坑儒”，是不是也狭隘化了呢？是不是儒家有意突出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呢？另外，《说文解字》说：儒，术士之称。为什么也把“知识分子”这一统称径直归为“儒”了呢？
这就要说到“儒”和“儒家”的区别了。
从儒到儒家
德国人Karl Jaspers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认为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这一时段里，世界各个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哲学流派的大爆发。中国在此时期，正处于先秦诸子时代。
学术之大进，固然和社会制度之大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无源之水，是可以脱离传承而到了诸子时代就突然凭空出现的。在讨论各种思想潮流纷繁涌现的同时，每个有心人都忍不住会去关心和追溯知识的更早源头，去探索一下智慧是如何从先民世代延续，然后引发了诸子时代的爆发。然而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西周早期的事情我们甚至都已经很难验证，遑论更古老的人类启蒙时代。
所幸，我们擅长建立模型，从模型里探讨一些普遍的经验和规律。
韩非是战国晚期人，他在《韩非子·显学》篇说：
“自孔子之死，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
这段话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传播的模型。它揭示了知识传播第一个规律，路径总是“从上到下、从少到多”的；第二个规律，即使起初所传是同一老师，同一内容，最后也会在传播途中因人而异，有所取舍，既有旧的知识被忽略，又有新的个人观点被加入，从而最终分裂成不同的学派。拿韩非子所举的儒家为例，孔子死后，经过若干代传承到战国晚期，大家至少能看到八个不同学派。就好像孔子是一颗大树的主干，在他身上逐渐伸出了不同的枝干，这些枝干都由孔子本人生发，属于同一个根源，但随着传承的世代距离渐远，他们又各自不同，有着明显属于自己的特色。这样一个树形的形态，就是知识的传播路径。
有了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问题倒推诸子学说的来源。这个问题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以及其他诸子各家，有没有可能并不是一棵独立的树，他们也是从同一个主干生发而来的呢？甚至，生发他们的主干，会不会又是另一个主干的枝干呢？
这个答案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溯，大约可以把主干推及到上古先民部落里掌握祭祀和占卜特权的少数人。这些人是最早掌握系统知识甚至文字的特定人群，因为垄断了大事的解释权、主持权，而成为了族群里的上层。随着部落进化到早期国家形态，上层贵族也就变成了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系统。当时的知识都是为“牧民”，即管理族群而存在的，和其在族内、国内所任职务有很大关联性，故知识只在职务内部进行传承，从上一任直接传授给下一任。
这个答案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溯，大约可以把主干推及到上古先民部落里掌握祭祀和占卜特权的少数人。这些人是最早掌握系统知识甚至文字的特定人群，因为垄断了大事的解释权、主持权，而成为了族群里的上层。随着部落不断融合，进化到早期国家形态，上层贵族也就变成了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系统。知识库里除去原有的“神道”，融入了更多的“世务”。当时的知识大部分是为“牧民”，即管理族群和国人而存在的，和其在族内、国内所任职务有很大关联性，加上官位世袭，故知识先只在职务内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从上一任直接传授给下一任，上一代直接传授给下一代。国家形态越来越复杂，官僚分工越来越细密，所以即便传播范围有限，也仍然符合着“从上到下，从少到多”的规律。
春秋时期是社会形态开始大变革的重要阶段，贵族没落已成社会普遍之态。故种种官学、家学加速从上层覆盖到平民社会也渐成不可阻挡之势。而“儒”，就是一群当时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群体。
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冯友兰《原儒墨》
这些“儒者”，也就成为了生发诸子百家思想的主干。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给出过一种更为理想的传承模型，他认为诸子的区别就是王官职业的区别，所以儒家出自于上古的司徒官，司徒相当于是后世的丞相，负责协助人君治理天下；道家出自于史官，负责从历史兴亡中吸取教训，总结规律；阴阳家出自于羲和官，负责上观天象，制定历法；法家出自于理官，负责刑狱和赏罚；名家出自于礼官，负责制定和维护各种礼制；墨家出自于清庙之守，负责宗族事务和祭祀，所以他们主张兼爱族人和敬畏鬼神；纵横家出自于行人官，负责外交；杂家出自于议官，负责掌握各种知识，以言论来补缺辅政；农家出自于农稷官，负责劝农助耕，养育百姓；最后还有一个小说家，出自于稗官，负责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班固的这个思路对后世学者启发很大，因为知识“从上到下”，即从官方到民间的传播路径，几乎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后世学者很多建论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但班固的模型过于理想，又过于分裂，他认为诸子百家有着各自泾渭分明的传播途径，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谓的诸子学派，除了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其他学派在先秦几乎没有自然的界限，甚至没有被命名，比如杨朱、邹衍、公孙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一学派。又如现在已知，墨家基本可以确认脱胎自儒家，而被归为法家的李斯、韩非也师出儒家的荀子。究其原因，在于诸子传播的知识，原先都来自于上层的官学，有几乎统一的来源，在数百年的传承里，又不断融入个人的、地域的、时代的新知，最后才散为不同的百家，故百家思想虽有径庭之异的主张，却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不少观念异常一致，可以找到同出一源的痕迹。
孔子本人，首先就是一名从事教书相礼工作最知名的“儒者”，从他这颗主干上，生发了儒家。
孔子曾教育弟子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不要做小人式的儒。”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钱穆先生注释此处的儒说：
“儒在孔子时，本属一种行业，后逐渐成为学派之称。孔门称儒家，孔子乃创此学派者。本章儒字尚是行业义。”——钱穆《论语新解》
可以佐证儒是行业义的，正是此处孔子叮咛教育的子夏，他的本名叫卜商，字子夏，是孔子的绝对高徒。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传教，李悝、吴起等人皆为弟子，而李悝属于法家，吴起属于兵家，这既是儒为行业的证明，也是先秦诸子百家传承并无界限的表现。
由上可知，“儒”不等于“儒家”。或者说，“儒”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儒”，指传授知识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术士”是同义的；狭义的“儒”，则单指孔子创始的儒家。由此我们可知，《说文解字》说“儒，术士之称”，一点问题都没有；“坑儒”之说，从广义来看，也是合理的。部分人觉得有争议，只是把“坑儒”，理解成狭义的儒家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