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里，如果要评选一个榜单，上榜理由是民间影响力之大和正史着墨之少最不成比例的，关羽显然要排在榜单首位。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出生于蜀汉，其父亲又曾效力于诸葛亮帐下，然而陈寿完成这一史书时，魏蜀吴三国已经消失殆尽，天下一统归晋。作为蜀汉遗民，有很大的可能，陈寿的情感上是偏向于刘备集团的。但同时作为西晋臣民，政治正确就必须以魏国为正统。因为晋祚是从魏国禅位得来的，如果不承认曹魏是继承东汉的正统，也就等于否认了司马家的合法性。所以在《三国志》一书中，曹氏父子用的体例都是“纪”，只有帝王才配用纪。而刘备、孙权就只能委屈一下，只能和他们各自的臣属同等待遇，统一用“传”了。
在篇幅上，《魏书》共三十卷，《吴书》二十卷，《蜀书》十五卷。当然，学者认为这是各国史料多寡导致的。然而在仅占六分之一笔墨的《蜀书》里，关羽也没能像诸葛亮那样独占一卷，而是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即俗称的“五虎将”列为一个合传。其中，关羽部分共961字，也就是说，在后世被尊奉为神，被认为是忠义化身，民间争相供奉的关帝关二爷，正式里的记载，其实只有一篇千字小作文的分量。即使加上裴松之的补注，也不会多于1500字。
和大众喜闻乐见的《三国演义》故事相比，这点笔墨显然不能让关羽的粉丝过瘾，然而要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底色，我们却不得不卸下后世的涂脂抹粉，关掉那些刻意加上的滤镜，在有限的资料里去寻找他最初的面貌。
《三国志》跑上来，毫无例外地先交待了关羽的背景：“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这段介绍平平无奇，如果一定要螺蛳壳里做道场，研究出什么问题的话，大约只能推论出，他的名字“羽”，应该是来自道教“羽人”的概念，汉代墓室里多有羽人飞行壁画，而羽人代表的一种能力就是“长生”，正是关羽的本字。当然仅从这点，我们无法定论就说他出生于道教信仰的家庭，因为社会上一般的士民，同样也会追求长寿多福。
另外值得探讨的，就是“亡命”二字。这两个字，加上关羽本身威武雄壮的形象，难免会让人脑补，是不是在家乡因为不平犯了血案，才避难到了涿郡。实际上，民间故事里也确实给二爷补上了类似的情节，而他杀的对象，自然都是些欺压良民之辈，不是奸商、就是恶霸，要么便是贪官，总之都是该死，以此来衬托关羽的正义。但“亡命”二字，本义只是逃脱户籍管理而已（注①：唐李贤注《汉书》：命，名也。谓脱其名籍而逃亡。），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那就说不准了，可能是犯有大罪，也可能只是逃避徭役，甚而至于，可能只是因为饥荒兵乱而流离失所。关羽是因为什么，没有定论，但既然他在民间的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于一个历史人物，那么想象得更光辉伟岸一点，似乎也无大碍。
关羽初到涿郡后，很快和本地人张飞一起，当起了刘备的保镖（注②：《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那么问题就来了，刘备此时究竟在做什么呢？
《先主传》称：刘备十五岁的时候，和公孙瓒等人一起，师从本郡颇有名望的前九江太守卢植读书。实际上，这段学习的经历维持不到一年，就因为卢植再次赴任外地而结束了。而且刘备本人也并不愿意读书，而是对鲜衣怒马、结交豪杰、收纳小弟的生活更为着迷（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年轻人嘛，难免有些中二时期。
而此时恰好有两个中山郡的马商，在涿郡周围有业务来往，凭着他们出钱资助，刘备的号召力自然也就更强了。
可马商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资助刘备呢，他们是商人又不是慈善家？或许，这和涿郡所在的位置不无关系。涿郡位于幽州，作为汉朝廷的东北门户，幽州毗邻北方游牧民族，历来就是民族战争的前线之地。无论是和西汉时的匈奴作战，还是和东汉时的鲜卑作战，最重要的物资之一就是马匹。故幽州也一向既是汉朝廷的产马地，也是马匹的需求地。有马商周旋此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刘备求学，有确切的年代记载，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而在这一年的前后，翻开史书，处处可见“鲜卑寇幽并”的记载。
熹平元年十二月，鲜卑寇幷州。
熹平二年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熹平三年十二月，鲜卑又寇幷州。
熹平四年五月，鲜卑寇幽州。
熹平五年年底，鲜卑寇幽州。
以上诸条记载都列于《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卷中。也就是说，尽管此时东汉的中原尚未大乱，但处于边境的幽州人民已经时不时地遭到鲜卑侵扰，如同家常便饭了。而且鲜卑的侵略带着游牧民族的显著特征，多在天寒岁末的时候，因为此时水草缩减，牛羊畜产不足，故不得不到边境抢夺资源。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是：幽州各郡县除了政府的常规驻军外，民众纷纷自发地组织起了自保的团体，以抵御骚扰，而刘备就是涿县的牵头人之一。
受《三国演义》影响，很多人以为刘备组织乡兵，就是为了抵抗黄巾。实际上在《三国志》里，“先主合徒众，年少争附之”这一段叙于黄巾事发之前。
既然刘备有了保护乡里的一定实力，过往的马商为了不受鲜卑或其他盗寇劫掠，自然想要寻求庇护。故一方出钱协助你组织更多力量，一方则负责保护你的贸易安全，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关羽和张飞正是在此时，加入了刘备的团队，做他的“御侮”，相当于贴身保镖。其时二人也正年少，“年少争附之”里，想必就有二人的踊跃投靠。特别是关羽，一个亡命异乡的汉子，终于在刘备这里解决了生存和生计问题，找到了归属感，也就难免对刘备产生了报恩之心。虽然《三国志》里没有明确提及关张二人的身高体重，但从时人对他们勇武程度的赞叹来看，显然是那种一看就有很强战斗力的形象。
曹操阵营，程昱说：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刘晔说：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矣。
孙权阵营里的周瑜则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
再到离三国不远的五胡时期，有个叫李庠的因为膂力过人，当时人认为他是“一时之关张”。这都说明关羽和张飞个人的勇猛程度是脱颖于时代的，而这种勇猛程度往往又很大程度上会在身形上有所显露，所以认为二人虎背熊腰，人高马大，大约不会有错。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才会被刘备选中做他的贴身“御侮”。
《三国演义》虚构了一场桃园结义，主要是为了渲染三人的兄弟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兄弟论”也算是有依据的，因为《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里确实提到：“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只不过在“兄弟”之前，还是强调了一个“恩”字，而“侍立终日”，更点明了比起兄弟情，可能“主仆关系”才是三人感情的起点和基点。
这种关系的区别更在张飞传里有所体现：“（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里就界限明白，张飞对关羽是以兄弟关系处之，但是对刘备，则是和关羽一起事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多年的转战里，可能三人真的建立起了超越一般主仆关系的兄弟之情。刘备对于关羽的信任，始终是独一无二的。而关羽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样的信任，凭的正是勇冠三军的能力和不事二主的忠诚。
在演义里，用关羽的口吻狠狠称赞了一番张飞：“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注④：出自《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在《三国志》中，陈寿则认为关羽是要胜出一筹的。（注⑤：《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初，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
在马超投降刘备后，驻守荆州的关羽特意写了一封书信给诸葛亮，问马超水平如何。因为他长期在东方战场，只是听说过马孟起关中名将的口碑。诸葛亮深知关羽的心理，在回信中称：马超文武双全，一时豪杰，比之古人，大约是高祖时期的英布、彭越之徒，放到今天，可与张翼德将军决一雌雄，但还是比不过美髯公你的绝伦逸群。（注⑥：《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这是把马超和张飞同比做英布、彭越，言下之意，关羽的能力自然只有韩信才配和他相比了。得到诸葛亮如此夸赞，关羽拿着信，美滋滋地拿出来“遍示宾客”。
说关羽绝伦逸群，倒也并非有多么夸大。《三国志》写他虽然用了只一千字不到，提及的几件事，却都可以证明此言非虚。
第一件是刺杀颜良。原文也只寥寥数语：“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需要说明的是，刺颜良并非两军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关羽策马而来，杀完人又扬长而去。而是在交战之中，关羽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果断采取突击主将。而对方也自然有所防范，但是“莫能当”，没人能挡得住而已。这一战说明的，其实是关羽的战斗策略，而这种策略又非个人勇武绝世而不能办到。关羽“汉寿亭侯”的爵号，就是因此战之功而得到的。
第二件事是刮骨去毒。与演义有所不同的是，正史并未记载为他实施手术的医者是谁，不过民间则更喜欢有名有姓的说法，这样才能在吹水的时候成功唬住人，所以转嫁到华佗身上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另外有一处不同，刮骨去毒时，关羽正在进行的活动是喝酒吃肉，而非下棋。想想也是，大概只有干些快乐的事，才能让人暂时忘却肉体的疼痛。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普通人敢于去尝试的事情。
第三件事便是晚年的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令曹操几乎动了迁都来避其锋芒的念头。这在《曹操》一篇中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勇武，谈及关羽避不开的一点便是忠诚问题，这自然是由于他有过一段短暂降曹的经历。曹操看出来他没有久留之意，让张辽去旁敲侧击，想听听他心里话。关羽则坦荡表白：我知道曹公待我不薄，但是我深受刘将军的大恩，曾发誓要和他共生死，不可违背当初的诺言。我早晚要走，只是在等待立功报答曹公的机会。（注⑦：《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而当他决定离开时，曹操也给予了极大的理解，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没有派人追赶。
其实在古代，“忠诚”问题究竟重要不重要，要看情况。比如，涉及到主动背叛，或者是夷夏大防的原则，就重要；而一般内部战争战败后的投降，比比皆是，这种时候其实往往不太苛责。比如管仲投降了齐桓公，连孔子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魏征本来服务于李建成，后来照样和李世民成为了君臣关系的典范，没人觉得他大节有亏。就拿三国时代来说，更换服务对象的文臣武将也多了去了，所以关羽降曹、继而又奔刘这两件事，至少在当时看来，教化意义并不十分突出。
所以关羽死后，起先被神化，只是因为他的勇武特质。
在中国民间，常常有很多淫祀。所谓淫祀，即非官方非正规的祭祀。老百姓常常把一些民间影响力巨大的人物，无论其是文是武，是忠是奸，都拿来作为祭祀对象。哪怕生前是恶人，百姓相信其死后会显灵作祟，所以也要祈祷请求他们平息怒气，还是“礼多人不怪”的一套逻辑。汉朝建立多年以后，江南一带还有祭祀项羽的习俗。关羽驻守荆州多年，大名如雷贯耳，当地老百姓将其神话，祭祀他的神灵，自然在情理之中。《全唐文》中记有最早的关庙记录，就在荆州玉泉山。有了庙，就会在民间产生相应的传说故事，此时，关羽常常作为一个威武之神的面貌出现，甚至有时是厉鬼，而不显出忠义的特征。除了在民间，唐朝的统治者也在武成庙里以关羽为六十四个从祀之一，地位并不突出，与他同时代的人物有周瑜、张辽等人。
正如前所说，忠义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往往要到夷夏大防变得特别敏感的时候，比如宋朝。
到北宋中后期，关羽在武成王庙里的地位，已经和姜尚姜子牙并列了。而且在宋徽宗时，还为他加封“忠惠公”的名号，已经开始强调他的“忠”了。再到南宋，士人倍感于偏安的屈辱，仇视入侵的异族，关羽的“忠义”精神也就更为时代所需要了。宋人南涛的《绍兴重修庙记》，萧轸的《淳熙加封英济王碑记》，都把关羽不受曹公赏赐，千里寻归刘备的经历大加赞扬。
而曹操的口碑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陈寿在编纂《三国志》时，不得不视曹魏为正统，但在东晋和宋朝时，都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特别强调正统论，舆论开始尊刘贬曹。比如苏轼《东坡志林》就记载了一段民间小儿听三国故事的情况，说听到刘备打败，小孩子们就哭，听到曹操失败，纷纷拍手叫好。（注⑧：《东坡志林》：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北宋流传的三国故事，就已经有很强的立场倾向。而恰好关羽奔主这一情节紧紧和曹操捆绑，曹操口碑的日益变坏，关羽的忠义精神得到反衬，自然更水涨船高。过去正如曹操所说：中原群雄逐鹿，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各为其主”而已，何况曹操名义上代表的还是汉献帝的意志。但现在不一样了，曹操他已经是个妥妥的经人民群众认证过的千古罪人、人民公敌了。那关羽的不接受曹操馈赠，自然更显得深明大义；他的一心向刘，则自然更显得彪炳千秋。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他之后的归刘显得越正义，他之前的降曹也就显得越理亏。肯定有人会质疑：既然你那么忠义，为什么兵败的时候不自杀呢，这样不是更显节烈？好在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古人最擅长的就是为心目中的圣人讳饰。于是在《三国演义》里，硬生生给关羽降曹前编了一段“三个约定”。
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
不得不说，这段情节看上去的确大义凛然。但是逻辑缺陷也是有的，什么叫“降汉帝”啊，意思刘备一直是在汉帝的对立面吗？当然，民间故事是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这三个约定，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兄弟之义，更有男女之防，至少从作用上来看，在把关羽“忠仆”这一历史形象助推到“忠义化身”民间形象的路上，又添加了一把干柴烈火。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夷夏之防，关羽的忠义被重点强调，但真正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时期，也一样需要臣民忠义。所以清朝诸位皇帝也无一例外地对关羽进行了不断褒封。到光绪时，关羽的封号正式变成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于是一个从历史中走出的人物，便最终变成了人格神格合一，从帝王到民间无不推崇的终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