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论及景帝的性格，总绕不开“刻薄寡恩”一个判断。
对待晁错的态度上，便是一例。当初信任得有多深，牺牲时就有多决绝。景帝还是太子时，晁错就已得宠幸。
“太子家号曰‘智囊’……太子善错计策……宠幸倾九卿。”——《史记 袁盎晁错列传》
活脱脱写出景帝曾经多么以拥有晁错为喜。
然而一到危难关头，弃之几无犹疑，杀之几无不忍，全然不顾此人曾经为了巩固皇权而与天下交恶，仿佛只是在处死一个从不相识的陌生罪人。
诚然，晁错有自己的问题，他的削藩计划里带有私心，当七国之乱突起时又慌了手脚，无以应对，证明其只适合纸上谈兵。但毕竟，他行使的，仍是景帝的主张。君图之，我言之而已，怎么都不该沦为“朝服被斩东市”的结局。
晁错本人的性格，史书称“峭直刻深”，只讲国家利益，毫不顾忌人际关系，因此晁错没有一个知己朋友。景帝比晁错小十二岁，自少年时代就受到其教育引导，不知景帝“刻薄寡恩”的性格，有没有晁错的潜移默化。如真是这样，“刻薄”两字，倒像是施在晁错身上的一个报应。
对待废太子刘荣的态度上，也是一例。
既已立为太子，偏不封其母。既已废为临江王，又一定要将其逼死，以免后患。对待亲生子如此，在高祖刘邦和文帝刘恒身上，都未尝见。
对待诸侯宗室的态度上，又是一例。
除了削地、降爵等惩罚手段，景帝还大量对诸侯使用“除国”，即以罪直接取消封国，从而令诸侯宗室失去世袭的福利和权位。据《西汉景帝朝改革与汉景帝历史地位新论》（刘宇辰）一文统计，惠吕时期累计除国10次，平均每年取消封国0.67个；文帝时期累计除国14次，平均每年取消封国0.61个；景帝在位期间累计除国35次，平均每年取消封国2.19个，这还没有算上七国之乱中被废除的。
然而被景帝刻薄对待的，还不止是以上，在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的周亚夫，也是其中一位。
周亚夫平定吴楚联军之后五年，被提拔为丞相。一开始，景帝颇倚重他。
事情是从废太子事件开始产生变化的。
自古以来，废立继承人都是一件大事，弄得不好就会动摇国基，引起政局混乱。所以没有特殊情况，大部分朝臣都会从稳妥的角度考虑，劝阻此事。周亚夫也据理力争，景帝初初对他有所不满。
其后匈奴有无人投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引诱匈奴其他人，这其实也是贾谊“三表五饵”的策略。周亚夫又不同意，称：“这些匈奴背叛君主，投降大汉，假如陛下封他们为侯，不等于是鼓励人臣不用忠诚守节吗？”
景帝心中不快道：“丞相的话不可行。”仍坚持己见，封五人为侯。
周亚夫见景帝态度强硬，面带愠色，也知道自己处处直谏，惹怒皇帝，干脆称病告归。景帝也不勉强，很快免了他的丞相之职。
周亚夫平平淡淡地在家过了四年有余，景帝又想起了他。
有一日，景帝在禁宫中设私宴，召周亚夫赐食。但是有意给他准备了一大块没切过的肉，还不准备筷子。这是景帝故意不以礼对待，想看看他的反应。周亚夫和其父亲一样，刚直性烈，心中不平，回头就问席上主事者要筷子。景帝却冷笑着道：“这是我的安排，难道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周亚夫心中更为郁闷，强按着屈辱感向景帝磕头谢罪。
景帝冷冷道：“平身！”
周亚夫再也按捺不住，起身就疾步而出。
望着他愤怒远去的背影，景帝喃喃道：“满腹不平，这不是可以侍奉少主的臣子。”
“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史记 绛侯周勃世家》
当初文帝把周亚夫托付给他时，说“真可任将兵”，时过境迁，现在变成了“非少主臣”。人事转移，真可唏嘘！
不久，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违禁买了官方制作的五百副盔甲和盾牌，想要届时作为陪葬物品，衬托军功赫赫的父亲身份。结果此时被人告发，一直牵连到周亚夫本人。由于买的是武器，就有谋反的嫌疑。
起初办案的小吏并不敢责罚这位昔日的丞相，什么结果也没有审理出来。
景帝得知大怒，道：“我不会再用此人！”
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告诉办案人员，不用担心将来周亚夫会被起用而遭到报复，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拷问。
于是此案被提到廷尉处亲自审理。
廷尉问道：“君侯可是打算造反啊？”
周亚夫如实回答：“臣所买之物，都是葬器，将随臣入土，何来造反一说。”
廷尉笑道：“君侯即使活着时不反，也是想到地下再反。”
“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记 绛侯周勃世家》
得到了景帝的授意，案子也就不再难审了，什么样荒唐的理由都不再荒唐。
周亚夫在狱中绝食五日，吐血而死。
周亚夫年轻时，曾有著名的相士许负为他看相，称：君三年后当封侯，再八年后当为将相，主持国政，一时无两。再九年君当饿死。
周亚夫笑道：“假如真如你所说贵为将相，又怎会饿死。”
相士之言，多是穿凿附会之说。只是一时享受荣华富贵，一时低贱落入尘泥，人间却处处时时皆有发生，前有邓通，后有周亚夫，皆是由于景帝一时心意，遂命运转折，如急流直下。帝王时代的臣子，哪有永世可图的安稳。
明朝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说，景帝朝有三谠臣。所谓谠者，是正直的意思。王世贞所说的三人，一为晁错、一为周亚夫、一为废太子刘荣。而此三人皆不得善终，景帝之刻薄寡恩，实在鲜明。
但刻薄寡恩，是对权力内部而言的，总体上来说，景帝对待民间的态度，继承了父亲文帝时的宽容理念，同时由于窦太后力主黄、老之理论，景帝朝仍是积极地为百姓松绑、与民休息，国力在快速地增长之中。
文帝初年，民间田租为十五分之一，后期由于连年天灾，文帝彻底废除田租，但这只是应对灾年的特殊政策。到景帝时，恢复田租，放宽到三十分之一，基本奠定了两汉的田租率。
景帝又两次修改文帝定下的鞭笞法，该笞五百鞭的降至两百鞭，该笞三百鞭的降至一百鞭。又下令凡是案情有疑，虽以照法律审定，只要民心有不满，都可以重新审理。
汉初，需要资产过十万者，方满足选为訾郎的条件。景帝将其降低为四万，又废除禁锢令，允许商人、赘婿等为官吏，给予更多民间百姓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由于景帝继续推行宽松和恢复经济之政，到汉武帝初年，已经实现了人丁兴旺、物资过剩的局面。
“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 食货志》
对权力内部刻薄寡恩，对民间生态宽容仁厚，这是景帝刘启的一体两面。
司马迁对景帝似乎不太以为然。《史记孝景本纪》和《史记孝文本纪》的风格截然两样，从古至今，不少人以为现存的孝景本纪非出自司马迁之笔。孝文本纪中，司马迁大量采用文帝诏书原文，对其仁德备加尊崇。到孝景本纪里，却只叙其大概，甚至是平定七国之乱这一件景帝一生的核心要事，也仅仅用了只用了66个字，如下：
“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史记 孝景本纪》
但即使是司马迁如此苛刻，也不得不承认在景帝朝，达到了“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的局面。
班固撰写《汉书》时，首次把“文景”父子相提并论，认为二人治下的汉朝，堪与西周时的“成康”时期相比。“文景之治”因此成为史学上一个相对公认的概念。
明朝学者陈仁锡称：“景帝所病者天资之惨刻，所长者政事之真实，史以文景并言，懿哉！”这应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最后提一下景帝朝与匈奴的关系。
景帝二年秋，积极与匈奴军臣单于实行和亲政策，这是因为一到冬天，晁错就开始推行削藩了，在大范围开始国内改革的同时，必须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即使晁错在文帝时曾极力建议要解决匈奴问题，此时仍不得不先放一放。
景帝五年，复嫁公主于匈奴。
四年之后的景帝中二年，匈奴撕毁合约，侵略燕地，景帝决定再也不行和亲。
这一决定，和国内诸侯王的内忧基本已解决有关，同时和景帝在西北地区设立官方养马场所也有很大关系。
“始造苑马以广用……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 食货志》
和匈奴作战，马是绝不可缺少的工具，且耗费巨大。后武帝时卫青和霍去病同出征的一次，带出去十四万匹战马，回来时只剩三万余匹。可见其重要性和损耗率。
在景帝决定不行和亲之后，匈奴又有三次南下入侵，分别为中三年、中六年，以及后二年。
且说中六年这一次，匈奴大入雁门，进至上郡，取官方养的苑马而去。
一名汉将带领百余骑兵，出外追击，忽然和数千名匈奴骑兵狭路相逢。
匈奴见汉将人数稀少，以为是诱兵引自己深入，不敢轻动，纷纷上山列好，严阵以待。
汉将手下有人担心寡不敌众，心中慌乱，提议赶紧快马加鞭回头就跑。
汉将道：“我等离大军数十里，如随意调头撤退，匈奴可轻易追上，将我等射杀殆尽。假如不走，匈奴反而以为我等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
虽如此说，骑兵们仍然心中惴惴。
汉将道：“听我号令，前！”
一百多骑齐头并进，直到离匈奴仅有二里地才停下。
汉将又道：“全部下马！”
众人面面相觑，道：“敌人这么多，一旦发起攻击怎么办？”
汉将道：“匈奴以为我们必会逃离，现在我们一齐下马，让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意图。”
众人照做，匈奴果然更为猜疑，不敢随意动弹，只是派出一名白马将，走到阵前护军。
只见汉将突然和十余骑上马奔前，扬起弓箭，一击即中，将白马将射杀，又迅速奔还。再次令所有人下马按兵不动。
天色越来越晚，匈奴始终搞不清汉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怕有大军在后搞伏击，趁天黑悄悄引兵而去。
汉将带着一百余骑，守到天明，才返回军中。
景帝之所以敢不和亲，和国内稳定、苑马成群有关，也和有勇、有智的名将开始逐渐涌现有关。
这名性格冒险、又勇猛机智的汉将，名叫李广。
财富、制度、英雄……景帝已经为他的继承人，准备好了武力扩张和英勇卫国的一切条件。
而此一册以卢绾奔匈奴始，以李广战匈奴终，斯可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