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你说辩论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有人说过，我跟谁都不争，不屑和任何人争论。这是杨绛先生的话，也来自我喜欢的兰德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淡定的注脚，个性的赞歌。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但是，在哲学的思辨中，需要找到正确的知识，需要知识的助产士。
人需要能够在各种经验中找到正确的认知，而不是自己说服自己，认定自己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要愿意去思考那些有一定距离的问题，并通过这些成为自由知识的主人。
苏格拉底说过，泰勒斯仰观天文的时候掉进了一个坑里，一位乖巧有趣的色雷斯女仆讥笑他，说：他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疏忽了身前和脚下的东西。
这个讥笑适用于所有过着哲学生活的人。这种人没有留意附近的邻居，不仅不清楚他在做什么，甚至不清楚他是一个人，还是别的什么牲口；但是，究竟“人”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承受与这类存在者相匹配，让它得以区别于其他东西，对这样的问题，要去探究并努力去发现。
这段话让人想起了另一个诗人的人生，苏轼遇见了无数的人。上至皇亲国戚，下至田院乞儿。苏轼眼中，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众生。他曾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因为他的率性，才看淡得失，不困顺境或者逆境，都能笑着面对。所以才有真正灵性的文章，流传千古。
而另一个苏姓的哲人，苏格拉底，善于从他人的思考中找到真知，也获得了自己人性解脱，成为恒久激励他人的传奇故事。
苏：我们显然有。我过去常常想，这时又想到，那些把很多时间花费在哲学方面的人一旦走进法庭，会表现为可笑的演说者，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
塞：你怎么这么说？
苏：那些从小就在法庭和这类场所混迹的人，相比于那些在哲学和这类消遣中成长起来的人，就像以奴隶的方式成长起来的人，相比于以自由人的方式成长起来的人。
塞：怎么讲？
苏：这么说吧：后面这种人，永远拥有你刚才所说的空闲，他们在空闲中平静地谈论；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一个，接一个谈到了第三个论证了，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可以放下手上的事情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不会在意说得太长或太短，只要能探究每个“是的东西”整体的全面本性，而从不屈尊关注近处的事物。
苏：好吧，既然你这么想，那就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队伍中的拔尖人物；因为不用管那些在哲学方面稀松平常的人，这些拔尖人物，他们从小就不知道通往广场的道路，甚至不知道法院、议院或者城邦的其他公共集会场地在哪里。至于说法律和政令，他们既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言论，也没有见过这方面的文字；各个朋党对于政权的争夺、社交、宴饮、找歌妓寻欢作乐，这些事情甚至他们连做梦也没想到过。
在城邦里哪个人有好出身或者坏出身，哪个人从父系或者母系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对于这些东西他们根本不去理会，就像常言说的，不用管海里有多少升水。对于所有这些事情，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不是为了赢得好名声而远离这些东西，实际上只有他的身体，停留并且居住在城邦里，而他的思想，把所有这些东西看作微不足道的东西，藐视它们；它在过分滥用自由，在不同话题之间换来换去？
另一种人在谈论的时候总是缺乏空闲，因为漏壶计时器的水流在催促他，而且他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思来进行表达，讼辩对手就站在对方，给他施加强制，不可以说离题话而只能宣读书面稿，也就是所谓宣誓书。这些话都是奴隶针对奴隶的，向坐在那里掌管某场诉讼的主人申诉，并且，这些论战永远不会离题而总是关系到他自己，甚至这种竞赛常常性命攸关。
由于所有这些情况，说话的人变得紧张和精明，他们知道怎么用言语来哄骗主人，用行为来向主人取宠，但是他们的灵魂变得很卑微、很扭曲。因为从小就伴随的奴性，让他们的灵魂得不到成长，缺乏正直和自由，在灵魂还很柔弱的时候就担负着很大的危险和恐惧，这迫使他们做歪曲的事；由于他们不能够靠正义和真理抵御那些东西，他们很快就转向谎言，并且用一个过错来填补另一个过错，从而变得扭曲和发育不良。
他们从少年长大成人了，但是在理智上却不健全，不过他们自认为变得又聪明又有智慧。